□姚江江

　　母亲看到我穿着薄T裇进屋，不接我手里的东西先唠叨：“你个瓜娃，这才几月，你就穿个这，受冷了咋弄?你小时候就老生病……”

　　老人的嘴不停，全然不心疼我提东西的手，更不看我的汗正从发梢往下流。东西已放好，唠叨还在继续，似乎我还是青春叛逆期的少年。每次回家，只要看我所穿衣物与季节气候稍有不符，就会引来她的训斥。平时的慈祥面容立马变成瞪眼的凶恶。父亲也不似平日里默不作声，反而应声附和着母亲。

　　刚准备走近水龙头，想用凉水洗把脸，热毛巾就递到了眼前。已经够热了，只想尽快降温，她却弄条滚烫的毛巾来。我又气又想笑，但热毛巾我是不敢、不能也不忍拒绝的。接过来，四指掐着在空中弹两三下，捂在了脸上。

　　在她眼里，不管我多大都是她儿子，是永远少不更事的碎娃而已。

　　小时候，我特别体弱，五岁以前经常生病，让母亲都得了心病。一见我发烧，就紧张得浑身哆嗦，嘴里结巴，脚下拌蒜，六神无主。别的小孩发烧咳嗽，吃点药就好了，到我这儿就好几天高烧不退，有两次甚至发烧到“抽了风”，吓得母亲差点儿丢了魂。初为人母的她还不懂什么叫物理降温，不知怎么退烧，心里除了紧张害怕，就剩下百爪挠心。卫生院跑断腿无济于事，吃啥药也不管用，病情一直在高烧与低烧之间来回徘徊。

　　就是这次，一下子烧得在卫生院里口吐白沫，医生说：“把娃烧抽风了，赶紧上大医院，咱这小诊所小心把娃抌搁了。”母亲抱着像面条的我瘫坐在医生脚边，怎么也扶不起来。哭声引来一片围观。在吃惊、同情与叹息声里，与母亲同龄的女医生动容地建议她快上儿童医院试试。

　　此后，父母和我开始与西门里的儿童医院有了亲密接触，再以后，我便成了那里的常客，父母与好几位医生成了熟人。每次发烧，吃了那儿的药或打了那儿的针，一周我便能痊愈，母亲说我“认药”。去的次数多了，医院里不少医生都认得我。一看到我红通通的脸，老远就喊：“咋搞的，‘小火晶柿子’又来了?”我的临潼身份和外号就这样在医院不胫而走。

　　现在一提起我小时候的病，母亲还会嘴唇哆嗦，话都说不连贯。那次，母亲对父亲大发其火，但更多的是对自己发火。我是她们第一个孩子，处处小心，时时提防，怎么就生了一个爱生病的娃，总把原因归咎于自己不会管娃。她更多的是害怕和恐惧，脑袋里老想着一个问题，后面的娃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各种不好的想法交织在脑子里，一度出现过短暂的幻觉和抑郁。现在虽是笑谈，但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

　　十多年后的一天，当我收到《入伍通知书》时，她喜极而泣，这是对我身体健康最有力的官方证明。入伍走时，一大群父母围着军车，都说着让娃在队伍上好好锻炼的话，母亲亦然，但只有我知道，把我的身体锻炼成钢筋铁骨是她最朴实的愿望。

　　现在的我身体很壮实，但在她眼里还是小时候的羸弱不堪。秋雨那夜，成为她心里深深的烙印。我庆幸今生做了她的儿子，不但给了我生命，又一次次挽救了我的生命。我们的母子情分是我修来最大的福气。

　　我穿上衣服，喝着热水，背靠沙发，让汗任性地流。母亲常说：“心静自然凉。”我先让自己静下来，心里说着，手又拿起毛巾向脸盖来。

　　有一种爱，叫妈妈觉得你饿;还有一种爱，是妈妈觉得你弱。我无比珍惜现在还能当面接受母亲的责骂、聆听她教诲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