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厚流光。设计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参与和推动、体现和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

李轶南教授的著作《中国设计艺术百年：1842-1949》，截取了宏大历史场景中的一个片段，以独特的视角回顾了我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百年进程，多层次、多维度剖析设计文化现象，概括总结出近现代设计艺术的多元化、先锋性、世俗化、地域性和时代性、融合性、民族性的七大特征，不仅填补了我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研究的空白，更通过细致的分析和史实论证，为理解现代设计艺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设计艺术看似是一个现代词汇，其历史源头却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南京考古研究所曾在江苏沿海地区出土了一只6000年前的泥质浅灰陶壶，陶壶鼓腹处的多道划纹，经专家辨认是一幅“海边日出图”。由此可见，设计艺术在远古人类中已经盛行。而李轶南教授为何只选取近现代百年历史作学术研究呢？从书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传统工艺向近现代设计艺术转型的重要时期，对当下仍处于转型期的设计艺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如果说远古时期的“海边日出图”是人类艺术设计、艺术审美的苏醒，那么李轶南教授所研究的这百年时期，尤其是1842至1847年时期，则是我国近现代艺术设计、艺术审美的觉醒。

在中国近代，设计艺术的发展背景可理解为“西学东渐”现象的一个缩影。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发生了巨大变革，设计艺术也在这一背景下经历了从模仿西方范式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西方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现代设计理念，尤其是德意志制造同盟与包豪斯学派的理念，为中国设计艺术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样本。比如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致力将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融入中国美学，提出了“境界”这一概念，虽然“境界”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可“境界”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相类似。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不仅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设计艺术的美学探讨奠定了基础。再比如在设计实践层面，陈之佛作为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重要推动者，不仅主张“实用”与“装饰”相辅相成，还强调设计应服务于大众，而这一理念也与德国学者格罗皮乌斯提出的包豪斯理念高度契合。

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念，这一理念也在此书中得到体现。李轶南教授的研究既着眼于设计艺术理论研究，同时也聚焦设计艺术的“日用之道”，书中运用大量篇幅对近现代的商业美术广告、日用品设计、建筑设计、服饰设计及书籍、杂志装帧设计等展开“大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林林总总，引人入胜。其中提及的“月份牌”看似平常，却是设计艺术流变的表征之一。“月份牌”艺术的背后，蕴藏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再如近代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时尚服饰的呈现，从传统的“H”形服饰逐渐被强调女性曲线的“S”形所取代，从这一转变过程，可以看出设计艺术正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载体，既反映了时代审美的取向，也记录了中国社会对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复杂态度。

值得正视的是，我国现代设计艺术的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困境，最突出的问题是“工匠精神”的缺失。过去的设计师不仅是创作者，更是工匠，他们亲手制作自己的设计作品，确保每件作品都具备独特的艺术价值。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设计师们更多依赖于数字工具，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逐渐被忽视。对于西方的设计艺术理念和作品，搬之即用的“拿来现象”比较普遍，这极大地破坏了作品的原创性、独特性。基于此，《中国设计艺术百年：1842-1949》提供了一个重拾设计艺术传统的契机，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设计艺术的文化根源，并激发出对现代设计艺术现状的深刻反思，还可从中汲取灵感，提升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在全球化加速的当下，如何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这也是中国设计艺术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徐晋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