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绪伟

　　开学的日子，我送孙子来到学校，进到班里见到了遗忘已久的教鞭，霎时当教师的一幕幕情景席卷脑海。

　　20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当上民办教师，带复式班教一、二年级算术(当年小学称谓)，兼任班主任。那时山里的孩子上学是扫盲并普及六年教育，村上和家长硬逼着来上学的，他们自由散漫惯了，课堂上的调皮劲儿是可想而知的。

　　开学的九月正是乡村秋季农忙时期。我上完一天课，下午四点后还得去生产队收割庄稼。民办教师一个月的八元钱是分配到队里折成粮食计算的，所以教书的一天中，一多半是登讲台的教学，一少半是下地劳动。

　　山里上学出来的我教启蒙娃子，并不怕他们的调皮捣蛋，课堂上的教鞭就是我让他们守规矩的最好“武器”。教学一个月过去了，学生们做了一次小测验。当打开卷子批改，一道接一道的错题、一个连一个的不及格让我无比内疚，深深意识到这份职业的责任与压力。

　　野惯了的娃子们屁股坐不住板凳，方向分不清左右，课堂纪律要靠敲教鞭来调整。算术算不出加减，做题记不住口诀，连我讲解例题也要敲教鞭让娃子们集中注意力。我的教鞭不在黑板上敲响，娃子们就似乎听不见。

　　可能是我用力太大，几乎不到两周，学校配发的竹教鞭就敲碎了。好在山里竹子多，我就自制教鞭备用。同室的年轻教师对我说：“他们熟悉你，所以不怕你。”老教师开导我说：“别着急，慢慢来。”而我却很怀疑自己的教学能力。

　　因为我是山里的娃子，我对他们“恨铁不成钢”，但我信奉“骂是亲，打是爱，不打不骂会变坏”。当然，我的教鞭只会敲打在黑板上、不听话学生的课桌上，装得很生气、面容极为严厉，而且家访时还将教鞭发给家长。果然这以后，娃子们学习态度渐渐得到端正。我一举教鞭，他们马上停止调皮行为。教鞭的方向表达出不同的要求，师生之间慢慢产生出默契。

　　我深刻记得一件事，每当到我的算术课就会有学生跑着报信“算术老师来啦!”因为我上课总是提前走出办公室，按时走进课堂。虽然在走廊上还能听见吵闹声，当走近教室门前时，班级教室内就已经安静了。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教鞭端挂在黑板左边，班长的“起立”、学生们的“老师好”声音整齐响亮，让我感到亲切而满意。

　　父老乡亲们的孩子，一群七八岁的小学生，就这样在教鞭的指挥下渐渐适应了学校的集体生活，各自也都显露出许多闪光点。不爱举手发言的女孩们开始大胆举手发言了，而且声音清脆;人称“傻瓜蛋”的几个小男孩，半学期还用指头掰着算加减，现在也能准确流利地口算了;大多写字潦草的学生，能认真写出一手好字来;个别比较差的孩子也主动积极努力，颇有信心地对我说：“老师，我不会让您失望的!”这以后，教鞭很少在黑板、课桌上敲响，它真正成了引导孩子们学习的标杆。

　　后来的这根教鞭一直伴我也伴随孩子们三年，直到恢复高考，我考上安康师范，才把那根教鞭交给学校。这段民办教师的经历，与五十六个可爱的孩子相伴，看到他们健康快乐、努力上进地成长，无不让我极为感慨而欣慰。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有自己生长的规律，有自己的花蕾、花色、花蕊和花期。向着阳光成长，接收雨露滋润，我们期待他们在祖国大地上竞相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