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席，就是吃宴席。小时候，成天饿得吱哇乱叫，最渴望的就是吃席。吃席不仅能吃饱而且吃得特别香。我曾想，如果我是公社社长就好了，不论谁家过事都可以去，天天有席吃。

　　印象最深的是六岁那年的吃席经历。

　　那一次，村上一个远门姑姑出嫁，因为爷爷是媒人，姑姑家特意让我和父亲参加婚礼。给父亲安排的角色是抬箱柜，给我安排的角色是押箱柜。

　　抬箱柜就是把装新娘嫁妆的箱柜从女方家抬到男方家。押箱柜就是拿着箱柜钥匙，跟在抬箱柜的人后面，一直到把箱柜交给新郎家。

　　出门要穿新衣服。平时穿的衣服太破太旧，和喜庆的气氛不和谐。新衣服大多是借。父亲借了一件中山装、一双翻毛皮鞋，母亲给我借了袄和裤子。借的衣服说是新的，其实也就是个七八成新，相对浑全整齐一些罢了。

　　那时候交通条件十分落后，除过新娘子是坐自行车外，其余的人一律步行。最辛苦的是父亲他们，两个人抬一个沉重的箱柜，一口气走十几里，累得汗流浃背，肩膀被扁担压得又酸又疼。即使如此，大家依然感恩主人给了自己这次机会，让我们可以吃顿好饭。

　　到了新郎家，有人找我要箱柜钥匙，我按大人教导的，让他先给我发红包。那人给了我一张纸币，我问多少钱，那人说一毛。一毛已经很不错了，我把钥匙给了人家。

　　拿着纸币兴奋地去见父亲，说人家给了我一毛钱，一脸的得意。“昧怂，这是一分!”父亲小声说。

　　“哎呀!那个人把我哄了。”我又气又急，扭身就去找人算账。

　　“你把我哄了，这是一分，不是一毛。”见到那人，我气得大呼小叫。那人二话没说，从兜里又掏出一张纸币递给我：“这回是一毛。”

　　终于争取到一毛了，我兴冲冲地跑去向父亲报喜。

　　“二分。”看着我使劲摇晃的第二张纸币，父亲淡淡地说。

　　“又把我哄了，叫我寻这个瞎怂去。”我转身又要寻人。

　　“回来!少给我丢人显眼。”父亲叫住了我。

　　婚宴是两顿，早午各一顿。

　　早饭简单，辣子喝汤泡玉米面馍，桌子中间放一盘凉拌红萝卜白菜，一盘油泼辣子。说是油泼辣子，其实只泼了一点点油，更多的是盐水。

　　吃饭的院子里，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年画，好像到了新华书店。年画是亲戚朋友送的。那时候结婚贺礼是年画，贵一点的一毛两毛，便宜的三分五分。

　　吃过早饭，主人把我们请到邻居家里歇息。客人太多，自家屋子容纳不下。

　　在邻居家，主人给我和另一个媒人的孩子每人倒了一杯红糖煎水。这在当时属于贵宾待遇。红糖煎水有些烫，我俩让糖水先凉着，双双跑到院子里去玩。玩了一会儿，估计糖水凉得差不多了，我跑进屋子，端起水杯，“咕嘟嘟”地喝起来。喝了一半时，那个小孩也跑进来了，一见我手中端的杯子，马上躺到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大喊：“呜呜，你把我的糖煎水喝了，我不行，我不行……”大人怎么劝都劝不住。趁他哭闹的机会，我顺手把第二杯糖水也喝了。

　　午饭是正席，上的是八碗一品。说是八碗，其实就四样菜，豆腐、油炸红薯、粉条、且莲，每样两份。一品就是豆腐、油炸红薯、粉条和且莲大杂烩，大杂烩上面苫几片薄如蝉翼的肉片。还有，这些菜是在同一个锅里煮出来的，锅里放一个十字木格子，把豆腐、红薯、粉条、且莲隔开。因此，所有的菜是同一个味道。

　　至于主食，早上是玉米面馍，下午还是玉米面馍。稍有区别的是，下午，主家会在每一个客人面前放一个掺了麦面的玉米面馍，仅此一个，多了没有。

　　虽然是粗茶淡饭，寡汤寡水，但是，众人却一个个吃得酣畅淋漓、满足尽兴，一副十分享受的样子。

　　那天，因为我和父亲都去了，爷爷没好意思去。回来时，主人特意拿了几个夹了菜的馍让我们带给爷爷，作为谢媒礼。

　　许多年过去了，好多事早已忘记，唯独这镌刻在饥饿底色上的吃席经历却历久弥新，难以忘怀。（秦永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