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志里记录的坎坷10年
    1940年，在宝鸡蔡家坡火车站道北一块较隐蔽的地方，建起了不到三十间简陋的平房和草棚，这就是最早的雍兴公司西北机器厂。它属于当时的宋子文所有，目的是为他设在西北地区的几家纺织厂修造纺织机械。
    经过不到5年的发展，当初不起眼的小企业发展成为拥有800多名工人、具有自制生产设备能力的专业机械制造厂。
    直到1949年初，雍兴公司的股东们开始惶惶不安，几次秘密召集会议准备解散西北机器厂。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护厂斗争，工厂才得以保留下来。这时的生产已经完全瘫痪，直到部队进厂接管。
老厂长阎春泉的翻天覆地60年
    那年，16岁的阎春泉跟着部队从山西来到陕西，当时的他没想到，在这里他奋斗了一生。
    1949年7月宝鸡解放，原来属于官僚资本的 “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机器厂”被收归国有，阎春泉当时所在的晋绥兵工厂的一部分军人作为第一支接管部队被派驻西北机器厂。“我们是最早一批进厂的人员，除了部队领导，70多个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准备大干一场。”陈旧的厂房、损毁的机器，物质条件及其缺乏，有的就是大家的干劲。不到500人的厂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为了尽早恢复生产，背砖、扛沙子，重活累活没少干，啃的都是高粱馒头，但没人抱怨，那种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充满每一个人的心田。到1952年，厂里的生产已经完全恢复。
    说起那时最难忘的事，老人想也没想就说是1951年听荀慧生唱的一出戏。那会正是厂子扩建的关键时刻，连轴转是常事。为了让大家紧绷的神经放松放松，不知谁从北京专门请来了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演出那天，由于没有小车，厂里专门派了辆马车去蔡家坡火车站接荀慧生。全厂人都早早坐在广场上，直着脖子，望眼欲穿。阎春泉说， “不知道等了多久，才看见接他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当时大家都激动得站起来鼓掌。”而那出 《红娘》，让老阎至今记忆犹新。
    十年文革，虽然有不少的老同志受到了冲击，可是仍为包建、援建的新厂输送了2000余名干部和生产工人，充分发挥了老厂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1978年，中国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而阎春泉的事业也迈上了新台阶，这年年底，他出任厂里第三任厂长。在他任厂长的6年时间里，厂里规模不断扩大，许多新厂房、办公楼、职工宿舍住宅楼、俱乐部不断地在厂区周围竖立起来。说起那时的生产情况，阎厂长言语中透着自豪，“那时候国家政策好，职工们干劲也足，我退休前一年厂里盈利有100多万呢！”1983年，离他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的时候，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来到西北机器厂调研工作。
中级工韩莉英的日新月异20年
    1988年，中专毕业的韩莉英分到了滚珠丝杠分厂，一干就是20年。作为厂里的一分子，她见证了西北机器厂从衰落走向腾飞的过程。“可以说是通过1997年那次调整经营策略，才有了我们企业今天的成就。”
    作为一个青工，进厂不到十年，韩莉英却越来越没有干劲。那时候，在不少人心里进企业就算是当一个工人，在朋友、同学面前也是脸上有光，在家里说话气也长，这一生衣食无忧，就算是有着落了。可是韩莉英对现状很不满意，“早就习惯了早八晚六，只要坐够8小时，干多干少一个样，车间里人浮于事的情况太严重了。”而厂里的生产情况也开始走下坡路。
    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可是西北机器厂却越走越慢，十几年形成的“大而全”、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同时厂房、设备以及仪器仪表也亟待更新。
    可是那时厂里的经济情况决定了他们的愿望只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到1997年6月底，企业的长期借款达5950万元，而为了维持正常生产的短期借款也高达5303万元，全部负债合计18406万元。即使职工人均每月100元的工资，也要靠从银行贷款才能发下来，韩莉英回忆说，那段时间的工资很少能准时发，总要拖上一个星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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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我们两口子拿着200多块钱，和儿子一家三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上班也没什么活，日复一日，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好不到哪去，也能勉强过下去。”
    职工们凑活着过日子，可是厂领导却坐不住了。1997年底，新上任的厂长邢天虎果断决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生产和采购权分散，经济责任下放，与具有创收条件的单位签订经济责任书，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向总厂上缴一定利润，同时，在全厂范围内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对于厂里大刀阔斧的改革，韩莉英了解的并不多，“当时有什么政策，怎么改革，我们一线的工人都不太清楚，只是看着身边的很多人都下岗了，心里压力也挺大的。以前上班时间都没人干活，那会不少人下班了还加班加点地干，通宵不回家的也不少见。”多劳多得的新政策激发了一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工资收入也拉开了距离，一个车间里收入最多的达到1700元每月，而少的也有700多，韩莉英的月工资就拿过1300元，而下岗在家的每月只有不到150元。“那时候活多得好像就干不完，几个月都难得休一回假。”
    职工有了干劲，分厂厂长身上的压力却没有少多少。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各分厂领导都使出浑身解数，发动一切社会关系，经营厂长亲自出去揽活。一个当时的基层分厂厂长说，以前240多人的车间，最后只剩不到100人，可还是没活干。不得已，只能利用现有设备，拓展业务范围，他说那会差点就干上装潢了。
    就这样持续了半年多，压力之下好多分厂厂长都偷偷抹过眼泪。但泪水换来的是全厂扭亏为盈，到1999年，企业实现盈利800多万。
    企业效益好了，职工生活质量也有明显改善。韩莉英一家花了5万元买了单位一套8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儿子都能在家里骑三轮车。”以前卖针头线脑的职工消费合作社也变成了大超市，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困难时期下岗分流的不少人也重新回到厂里，有了稳定的工作。
    近年来，企业以每年盖七幢楼的速度，彻底消灭了平房，所有的职工都住上了单元楼。现在即便是新来的大学生结婚，房子都是现成的，圆了职工的住房梦。不仅如此，厂里每人补贴200元，给所有的家属楼通上了暖气和天然气，从而告别了蜂窝煤炉子，使全厂一万多职工家属的生活彻底改变。
    去年元月，企业通过债转股，整体改制为西北机器有限公司，拥有西安科研开发和蔡家坡加工制造两个基地，成为我国电子行业研发、制造电子专用设备的大型骨干企业。
    近七十年来，西北机器有限公司凭借自身的科研能力，生产了3000多个品种、6万余台（套）各类专用设备，其中不少产品还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替代进口，在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现在，企业发展的目标是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装备制造企业。
    西北机器有限公司这个老国企，在60年新中国的历史上默默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在发展的道路上，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文/图 本报记者 牛柊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