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公斤重的 “大南瓜”、一米长的 “大萝卜”、种在空中的红薯、长在营养液里的花卉……这是前不久召开的杨凌农高会的大亮点，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这些 “大” “特” “奇”的农业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似乎没有专家想像的那么乐观——

    不久前，第十六届农高会同往届一样，大多数参观者抱着找项目的目的前来参会，结果被一些 “大南瓜”、 “大萝卜”等观赏性产品吓了回去。可以说，号称农民的奥林匹克盛会之一的杨凌农高会近些年在为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走进了误区：农业科研的成果对农民来说不怎么实用。反思农高会为何变成 “叫好不叫卖”的博览会，或许要从农业科技与国情不紧密，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不够，大农业面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掣肘，工农业剪刀差过大等具体因素分析。
    有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45%左右，比发达国家低20到30个百分点；农业科技成果转换率只有30%—40%，比发达国家低30到40个百分点。
    基础科学研究成效甚微
    袁隆平似乎成为农民唯一记忆
    在第十六届农高会上，大多数参观者提起农业科学家，条件反射想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提起彩色糯玉米，大个太空蔬菜，克隆动物等观赏性农作物研究，他们的反应是，过足了眼瘾，但没法推广；提起基础性农业科学研究，参观者绝大多数认为，我们同加拿大、荷兰、俄罗斯以及紧邻日本粮食作物科研成果频出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我国的农业科技同世界发达国家比，在遗传育种、土壤与肥料，农田灌溉等方面，同美国、日本、以色列以及前苏联相比，至少有十年的差距。遗传育种，杂交技术，袁隆平外，大众想不到第二个人；农田灌溉，不少地方还停留在大跃进时期的灌溉技术；土壤、肥料研究，可以说，基本属于原地踏步。
    谈起 “农高会”上，农业科技成果叫好不叫卖的怪现象，陕西电视台国际频道王姓总策划师有好多话要讲。50多岁的他多次策划采访农业领域的报道，有报道过西农大副校长、教授李华户太葡萄研究成果的喜悦，也有过关于 “大南瓜”等追求 “个大”畸形科技研究的反思。去过日本的他，亲眼见过日本直径十多公分，适合三口之家食用的 “桔南瓜”，十五厘米左右的 “香蕉西葫芦”等袖珍可口水果，这些让他对我们 “华而不实”的农业科技成果揪心。
    200公斤重的 “大南瓜”，可让馒头保鲜长达两个月的新品保鲜膜等，这些与普通家庭生活似乎不着边的科技成果，让他这个参加过十多次农高会的媒体人对这些科研成果的研究者 “偏见”多多。
    “国外的农副产品，追求口感，追求家庭实用性，而我们的科研成果还在走大跃进时的路子。”他的这句看似牢骚的话，却得到不少与会者农民的认同。十六届农高会B馆农业科技展区，宝鸡市太白县的蔬菜展品便受到参观者 “诟病”。
    “一米长的冬瓜怎么吃啊？” “十公斤大的萝卜，我家两个礼拜也吃不了！”“半米高的甘蓝，口感怎么样啊？”类似这些 “不友好”的参观者，让宝鸡市农业局的同志很尴尬： “我们只是负责展览，具体的 （性能）我真不知道。”
    多届农高会上，大土豆、大魔芋、大红薯等追求一个大字的产品始终是农高会最亮丽的风景线。上届农高会，197公斤的南瓜成了猎奇记者眼中的 “活鱼”；今年，第一次亮相农高会的长在裤子里的蔬菜和结在空中的红薯等稀奇古怪、华而不实的新花样取代了风头正健的 “大南瓜”。
    到过杨凌农业示范园的有心人，似乎都会对400公斤的南瓜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或对管道种植等种植技术的推广可能性心存质疑。
    固然，那些投入大把科研经费，历经数年，研制这些新科技的农业科学家可以说，房顶、墙体等有空间的地方都可以种菜的创意，是为适合未来土地稀缺的太空种植而研究的前沿种植模式，属于基础性科学研究。他们也可以解释，大萝卜符合生产萝卜干等农业规模化生产需要，大南瓜可做工业原料推广等等，但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会说，涉及13亿人口粮问题的麦稻粮食作物及农副产品研究还在原地打转，我们有何必要投入大把人力、物力、财力从事这些现在看来比较奢侈的农业科研。
    “研究成果，如果转化不成生产力，根本就谈不上是科研成果。”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家，陕西太白绿农素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小铁，谈起如今的 “华而不实”的农业科研陈成果毫不客气。 “浮躁，不务实，这些不好的社会流气，侵蚀了农业科研人员。”他说，现在一些农业科学家，搞科研是在办公室空想，科研经费划拨下来，总得花，他们便 “哗众取宠”似报个不靠谱的科研项目。 “不少科研成果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将其转化为生产力，这就很好解释我们的科研成果为何转化率低了。”
    浮躁似乎成了阻碍农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藩篱，在国内，像袁隆平一样，50多年始终将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提高水稻产量的科学家、科研人员似乎比熊猫还要珍贵！
    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偏软
    农民自我改良风险过大
在今年的杨凌农高会上，农副产品产区，大多是无公害产品、有机产品。宝鸡市建设百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的广告牌下，太白县展区的白玉春萝卜、皱叶甘蓝等20余种大个蔬菜展示了该市打造生态蔬菜产业链的决心。然而，无公害、有机等农副产品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岂是喊口号般轻松简单。
    没有规模效应，高附加值产品销路难！有了规模效应，农户统一规划管理难！有了规模效应，推广又难！如今，政府监管部门执法力度不足，让高投入的新技术、新产品、农副产品在市场上没有了价格优势等等，众多现实的问题，让农业新技术推广举步维艰。
    近些年，国外市场对农药超标农副产品把关尤为严格，出口退货的情况时常发生。国内消费者也逐渐意识到农药残留的危害，逐渐看重和选择无公害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受市场导向的影响，农副产品收购商，农副产品企业主逐渐试水无公害、有机农副产品。受收购价格的诱惑，一些农民也对有机农副产品有跃跃欲试的冲动。然而，在有机农副产品推广、销售等环节上，政府宏观调控失位，给市场很好的高科技农产品推广增加了难度。
    去年，我省柑橘大县汉中市 城固的橘农遭遇卖橘子难问题。当时固然受四川广元蛆橘事件影响，但调查发现收购价过低主要是因为个头较大的蜜柑因口感等原因逐渐失去市场所致。调查中，城固县果业局的工作人员说，几年前，政府就倡导橘农更新品种，可绝大多数橘农依旧我行我素。针对政府的责问，橘农的解释是，个头小的沙糖桔固然好卖，一斤收购价在两三元，可规模太小，很少有客商收购，他们不敢冒险更新品种。有的农民的理由似乎更实际：砍树更新品种，好几年就没有收成，在品种更新期，政府如果有适当的补贴，如果还能解决将来的收购问题，他们也愿意更新品种。可事实并非如此。
    在国外农副产品比较发达国家，他们几乎都是规模化生产，上十万亩的规模很是普遍。可国内由于分散到户经营，使规划化推广很艰难。在太白有5万亩绿色蔬菜基地的王小铁对扩大规模难很有发言权：“包产到户，一家农户不同意，不按要求经营，规模化、品质化都会受到影响。”由于在太白县不好开展规模化经营，他们又来到杨凌示范区寻找机会。这种不好实行规模化经营的问题，在国外似乎远远没有国内突出。
    据说，在欧美要征得10万亩土地的使用，只需说服教会100人就够了 （按平均没人拥有100亩地算），而在我国需要说服10万人。固然，去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有偿转包，业主租赁，土地互换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然而，要改变30多年的农村土地使用模式，还需要政府协调，农民配合等多方努力。
    没有规模效应的小规模生产问题多多，其中销路难问题，便是农民首先考虑的。此次农高会上，从宁夏银川赶来的农民刘红中便是来找项目的，他看到绿色认证蔬菜不错，价格也比普通蔬菜高出40%，便决定同王小铁合作。然而王小铁
    却劝他不要染指。王小铁给刘红中
    算了一笔账： “投资五亩地， 国内
    绿色认证费用需2万元不说。没有规
    模化生产，将来销路是个更大的问
    题。”刘红中反驳，自己可以到超市
    推销，可以让市民品尝。可王小铁还
    是摇头：投入成本过高，不划算。
    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个乡镇
    万亩果园，万亩烤烟的强势调控相
    比，近些年，规模化生产的步子走得
    慢了许多。十六届农高会上，代表中
    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来自河北唐县
    一乡镇的副乡长甄先生前来宣传他们
    的白桃基地。主管了20余年农村工
    作的他说，现在的基层公务员不敢轻
    易拍板上项目，一是媒体舆论压力过
    大，二是市场行情瞬息万变，风险过
    大。他的担忧，或许能解释一些政府
    官员无为做法的原因。
    工农业剪刀差持续增大
    谷贱伤农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科技推广不利，除了上述原因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俗话说的 “谷贱伤农”。 种粮不赚钱，农民纷纷进城打工，这给农民人口占9亿多的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
    我国的GDP岁末年初，有望超越日本，跃居第二。然后，现阶段我们依旧无法改变农业国的现状。工业要发展，依靠农业；服务业要发展，更依赖农业。往宏观上讲， “无粮不稳”更是被国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次。然而，我们目前农业的现状，的确令人揪心。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还没有改变，大农业的雏形刚有点苗头。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少地方的农民却纷纷 “抛荒”进城。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地，几年前便采取了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的举措。然而，国家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种粮，种地不赚钱的格局。
    “‘良补’变 ‘粮补’，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可运行中农民感受不到多少实惠”，安康市旬阳县一副镇长如是说。前不久，国家提出，从明年起提高小麦的收购价格0.1元。这似乎同几年前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的影响一样，不足以让农民兴奋。如今，城乡差距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农民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16年的土地收入，才能勉强供养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如果再算上现在大学毕业生经济断奶期普遍延长的现实，逼着农民无法固守农村，固守那一亩三分地的缘由不言自明。
    种粮不赚钱，各项社会保险还不健全，大大增加了农民固守农村的风险。目前，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76%，而农民养老保险50%覆盖率还停留在文件里。去年，陕西省出台文件，要求陕西农民养老保险在2012年要达到50%。在农村，土地养老，子女养老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变。2009年，陕西全省计划新增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0万，文件明确指出新增的空白点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者。这一文件出台的背后，道出了农民工参保率低的现实。
    工农业剪刀差不仅表现在看得见的硬件，还表现在看不见的软件上。城市照明、城市绿地农民基本享受不上；享受型的高雅音乐、话剧舞蹈农民享受不起。
    在西安高新区工作的白领陈先生来自农村，在看待城乡差异的问题上，他说：“以前，农村文盲多，新知识、新科技理解不了；现在，农民有了知识，可依旧如同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被自我封闭，过着“与世无关”的生活。”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本想衣襟把乡还……”王宝强的这首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歌曲唱出了农民缘何扎堆城市的无奈心声。现在，农村人更加热衷城市打拼，这固然有80后第三代农村年轻人不安分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城乡经济剪刀差过大的缘故所致！
本报记者薛生贵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