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结束的第二天，66岁的王强被社区网格员发现在家中死亡。死亡时间推断为7天前。葬礼结束，女儿王丽到政务服务中心为王强办理后事，发现家里两套房产早在2020年被过户给了不同的人。

　　王丽几经询问，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2019年下半年，王强曾先后与两名陌生女子前往民政局、户籍窗口，冒充妻子郑玉的身份，办理了离婚证、身份证，并写下放弃房屋财产的离婚协议。之后，王强将两套房屋委托中介办理“过户贷款”。

　　王丽发现，王强与中介的聊天记录里，曾多次质问对方为何瞒着他把房子卖了；在死亡前几天，王强还曾向中介讨钱；而经手的两个中介曾是夫妻关系。

　　王丽怀疑父亲遭遇了诈骗。

　　对此，涉事两名中介均予以否认，声称房款已转给王强，且并不认识两个冒名的女子。两个冒名的女子是谁？为何能从民政局、户籍窗口冒名王强妻子郑玉办出合法证件？200余万的房款到哪去了？此事给王丽和家人留下了太多谜团。

　　目前，武汉市江岸区警方已对身份证伪造事件正式刑事立案调查。

　　意外

　　男子被网格员发现死亡多日

　　女儿得知母亲被冒用身份“被离婚”

　　在王丽的印象中，父母的关系多年来并不融洽。

　　2016年，因为奶奶、外婆的身体都不好，父亲王强与母亲郑玉分居，分别住在两套房子，各照顾一位老人。老人去世后，王强继续住在那套170多平米的半毛坯房里。

　　王强一人独居，也不愿意跟家里说自己的事情。

　　王丽只记得，2020年前后，父亲总是以生病、住院为由找她要钱，累计转账有6万元。“有一次，接到警方电话，说他往一个疑似诈骗的账户转账，已将其银行卡冻结。我问父亲，父亲让我不要管他的事。”

　　2024年10月8日，王丽接到电话，网格员发现王强在他独居的房子去世。王强的去世时间，推测为10月1日。

王丽和母亲在政务服务大厅（石伟摄影）

　　王丽陪同母亲郑玉，到政务大厅窗口为王强办理身后事宜，被工作人员告知，早在2019年王强已经与郑玉办了离婚手续。

　　从调取的档案看，2019年8月22日，王强陪同一名女子A前往武汉市江岸区婚姻登记中心，以王强和郑玉的身份提供了户口本、身份证和结婚证，以感情不和为由办理了离婚证。

　　两个月后，王强以离婚证遗失为由，申请补办了一套离婚证。

　　王丽像是无意中推开了一扇秘密的大门。

　　继续调查发现，王强还在同一个月，陪同另一名女子B前往政务大厅，以王强和郑玉的身份，成功办理另一张郑玉的身份证。

　　冒名者以郑玉的名义，写下的离婚协议中，表示“放弃两处总计200平米的房产。”同月，王强将其中那套170平米的半毛坯房抵押贷款130万元。

被冒名签下的离婚协议书（石伟摄影）

　　2020年9月，王强再次以这些资料手续，利用这套房屋再次申请贷款160万元。3个月后，王强利用另外一套30平米的公寓，申请贷款30万元。

　　房产过户资料显示，两套房屋分别在2020年、2021年被过户到其他人名下。

　　王强的其中一部手机中，留下了他与两名中介人员王某、郑某的聊天记录。“记录中显示，我父亲曾经指责王某瞒着他把公寓卖给别人，且没给他房款。他直到死亡前几天，还在追问王某什么时候把房子还原给他。他几十次以缴水电费、没钱吃饭为由找两个中介要钱，他们都只是一百两百地转给他。”

　　王丽怀疑，王强被诈骗了。

　　疑惑

　　报警后中介写下“退款退房协议”

　　200万元房款去向成谜

　　王丽介绍，在王强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他曾在2021年5月斥责中介王某，称他是办过户贷款，不是卖房子。“房子你去年12月就卖给了别人，要不是物业告诉我有人在装修，我都不知道。我这次真是上当了。”王丽还找到一份还款承诺书和一份三方调解协议。其中，中介人员郑某在2021年6月写下承诺：6个月内将原房产过户给户主王强，产生的相关费用与王强无关；承诺按40万元一个点的利息，赔偿6个月的利息给王强。

　　3个月后，三人在派出所写下的关于解决问题的协议：

　　2020年3月，王强和母亲因身体健康问题急需用钱，中介王某认为，以王强的状况只能做过户贷。因放款日期滞后等原因，王强急等着归还某投资公司的钱款，提出将另一套无房产证的公寓做过户贷，并委托王某办理房产证。此后，王强多次追问王某放款事宜，一直被各种理由延后。直到2021年5月，王强从物业处得知这套公寓已被出售。王强联系买主，得知买主实际支付了40万元。2021年6月，王强报警，王某上门请求“放一马”。之后，王某对王强不理睬，拖延至9月，直到王强再次报警，派出所传唤王某，双方签下解决协议。

　　协议虽然确定了双方退款、回购房屋等约定，但未明确时间，只用了“尽快”“快速”这样的字眼。另一名中介郑某，作为见证人签字。

　　王丽解释，所谓“过户贷款”就是王强的条件无法成功贷款，将房屋过户给别人，以别人名义贷款，放款后对方抽取数十万好处费，将剩余款项交给王强。“比如第一笔过户贷，他们从银行贷出180多万，跟我父亲说是160万。第二套公寓，他们实际卖给别人40万，跟我父亲说是30万。”

　　王丽说，两个中介曾是夫妻关系，两套房目前的登记人，分别是他们的朋友。“这200万目前我们还没查到踪迹，到底有没有给我父亲王强？他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钱去哪了？那两个冒名的人是不是中介一伙的？有太多疑问了。”

　　中介

　　否认认识冒名女子

　　称200万贷款已转给当事人

　　封面新闻记者分别联系了中介王某、郑某，两人对事件过程的描述与王丽相同，承认在派出所写过三方协议，但都否认认识两名冒名的女子，表示是王强自行提供了离婚证、离婚协议等材料。郑某表示，她只是受委托经手了公寓房过户贷款事宜，没经手钱款去向，“40万房款都转给王某了”。

　　王某则表示，两笔过户贷款约200万元都转账给王强了，“那160多万元他没还。公寓他原本是要卖，我给了他35万元。他后来反悔，我提出同小区还他一套同样大小的房子，但要把35万元先还给我，他也没还给我。”

　　记者看到王强曾多次以“干女儿”称呼郑某，对王某表示“想认干儿子”，曾多次向两人讨要钱款交电费、买肉吃，并建议两人“不要干这个了，我指导你们赚钱，一天赚一万”。

　　两人曾多次小额转账给王强。

　　记者问两人，既然是严格按照业务要求操作，为何要写三方协议，为何被对方追讨房屋，为何每次都有求必应，但又小额转账。郑某称“看他一个人太落魄，太可怜”。王某则说，“写协议是为帮他解决问题，我也不知道为啥给他转账”。

　　11月13日，记者向王某索要转账记录、委托卖房合同等证据材料，王某称时间太久需要寻找。直到19日，王某仍未向记者提供这些材料。

　　官方

　　离婚材料有多项错误

　　民政局称“被合谋欺骗，我们也是受害者”

　　王丽提供的资料显示，两张冒名郑玉的“假”身份证上，文字信息与郑玉的身份证相同，但上边的照片完全是另外两人。

　　“办理结婚证用的那张身份证，在公安户籍系统查不到。对方与父亲王强去办离婚时，留下一张面部识别的照片；另一个冒名者，办理的身份证在公安户籍系统可查，她留下了全身像，警方曾找她询问过。”

　　记者注意到，与王丽家中的证件相比，离婚材料有多处不合理。

王丽手中的真实证件和离婚材料中的证件（石伟摄影）

　　其中，户口本复印件上，身份证号码最后有两位错误被手写纠正了，原号码为“17”，被手动改为了“20”，另外有手写的“久居”两个字；提供的身份证格式则违反身份证管理规定，在不匹配的年龄阶段发放了“长期有效”的证件。

　　王丽说，家里只有这一本户口本，父亲去世后，她在那处房子里也没找到这本“假户口本”。

　　王丽称，母亲被人冒名办理身份证的情况在2023年11月份曾暴露过。当时，母亲郑玉前往银行存款，被柜员告知身份异常，经查验发现有人冒用她身份办理过身份证。

　　王丽担心冒用者拿冒名办理的身份证去干违法的事，便向有关部门投诉。她得到的投诉回复称，当时工作人员错办了一张郑玉信息的身份证，发现错误后立即进行了销毁，此证未外流。

　　王丽认为，冒名者到户籍窗口办出了系统可查的“假”身份证，冒名者在婚姻登记中心办出了“真”离婚证，导致她母亲“被离婚”“被净身出户”，两个单位应该为审核不严造成的后果负责。

　　她与上述两个窗口单位沟通交涉时，作了录音。

　　她提供的录音显示，江岸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办理结婚、离婚事宜都需要刷身份证读卡验证信息，结婚证、离婚证的真假由婚姻登记机关鉴别真假，但身份证的真假则是由公安机关鉴别；婚姻登记中心只按要求查看户口本、身份证等资料，并与到场人员肉眼对比，对材料只作形式审核，无法作真假审核。公安机关目前未认定办理离婚证使用的身份证为假，婚姻登记机关不能直接认定其为假，“如果确实是假的，那离婚证应该被取消，你父亲涉嫌与人合谋骗取证件、骗取婚内财产，还是主谋。没有他的配合，完成不了，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受害者。”

王丽和母亲在婚姻登记处（石伟摄影）

　　该工作人员表示，办理假离婚证与房产被过户，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对方建议王丽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民政局愿意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户籍窗口工作人员则表示，去年11月份接到过相关情况反馈，确实有张身份证被办错了。“当时办这个假身份证的时候，你父亲也来了，说明他是主观配合作假，给了那个女的钱的。大家都有问题，现在已经转为案件处理了。”

警方立案通知（石伟摄影）

　　11月13日、19日，封面新闻记者先后联系江岸区民政局、江岸区政务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了解事件相关情况，工作人员均拒绝了采访。

　　“现在钱不见，房子没了，这些事对我妈妈打击太大了。我要追究参与者的责任。”王丽告诉记者，江岸区警方已对身份证伪造事件正式刑事立案调查。

　　来源：封面新闻丨记者 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