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胡凌，脑子里总是不由涌出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那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与小说中那位勇斗鲨鱼的主人公桑提亚哥相同的，是本文的主人公胡凌同样具有敢于挑战命运的勇气和精神，不同的是她在现实中成功地战胜了一连串人生的厄运，演绎出一幕幕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喜剧。
    春节前后，记者在韩城见到正在渭南澄城县拍摄完电视剧《赖账之后》匆匆赶来的胡凌。谈起去年一年的成绩，她不由喜上眉梢。去年她在《儿子、老子》、《女村长》、《生日》三部电视剧中担任女主角，这三部剧完成后全在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播出，获得一片好评；自己创作的20个短剧剧本，已经卖出了13个。尽管每部剧本仅卖了六七百元，但她的生活费用总算有了着落；在辛苦忙碌之余，在夜深人静之时，她不顾整日奔波劳累又在灯下执笔开始以自己亲身经历撰写起长篇小说。这部暂定名为《司马故里的女人》的小说，预计近30万字，从去年10月开笔，是以第一人称又是写亲身经历，如今已经完成了大半，达16万字。而且已由全国某著名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一家民营影视公司还答应准备改编为电视剧。
    看她这不凡业绩，谁会想到这位不是任何科班出身的“民间影视明星”，不但出生在小城韩城市的乡下，追寻她的人生轨迹，此前唯一的文化经历只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在韩城象山中学宣传队、韩城故事调讲团、城郊公社宣传队当过临时演员。但她干什么都追求卓越。当教师成为龙门镇上峪口村学校校长、市级教改能手，打球，打成韩城市教工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再后来即使从市氮肥厂成为下岗工人，从小摊贩、修鞋匠、清洁工、洗衣工、家政员、护工、保姆、计生干部，到如今奋斗为陕西电视台“都市碎戏”的演员、短剧编导、剧本作家，这些相互之间反差极大的人生角色，她又都演绎得那么精彩。
    自己下岗，接着丈夫离世；为了三个孩子上学，她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家什，并从曾经的校长、县团级干部的“官太太”沦为一名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但她选择了坦然面对。1991年，因为丈夫有病生活不能自理，胡凌为照顾家里从韩城下峪口矿第二子弟学校调到韩城氮肥厂。1997年3月3日，从该厂下岗，一月后长期染病卧床的丈夫，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给她留下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家和三个正在求学的孩子。
    丈夫去世后，因为没有路费，远在辽宁大连上大学的儿子不能回家奔丧。按照丈夫遗愿，要把他送回老家安葬。送丈夫上路的那天，厂里原计划要派十来个人陪送，被胡凌谢绝了。原因很简单，丈夫屈文韬17岁出门干革命，1969年从陕西省总工会下放到韩城，与胡凌携手几十年，这些年为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她实在办不起酒席招待帮忙的人和客人。
    草草办完丧事回到了家，胡凌眼前一片茫然，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从丈夫1987年生病到1997年去世，长达十年之久的医疗费用开销，不但早已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折腾完，3个孩子上学的学费也是东拼西凑的。此时，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家里的全部积蓄仅仅剩下200块钱。清早出门，门卫师傅递给她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在大连上大学的儿子要生活费。无奈之下，她含着眼泪卖掉了家里的所有值钱的家什，包括和爱人积攒多年的绝版的“三元、五元”人民币，整整凑够500块钱，先寄给儿子去应急生活。
    面对如此家境，对她来说，无疑是天塌地陷一般！儿子在大连交通大学读大一，女儿在西庄中学读高二，收养的孤儿在下峪口矿一子校读小学二年级。一家人今后的路在何方？又该怎么办？
    知情的厂领导，照顾她去厂里值班，每月工资70块钱。可是值了几天班，她发现这点钱又怎么能养活一家四口人？何况孩子上学都正在要花钱的节骨眼上。于是她又找到厂长，说能不能把她值班的时间调到晚上，干啥活都行，这样她可以在白天再找点事情做。好心的厂长又安排她打扫卫生，这个工作时间灵活些。全厂的清洁区，男女八个厕所，原来五个清洁工干的活现在她一人干，工资还是每月70块钱。但她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选择欣然接受。
    为了寻找一条可靠的出路，她不在乎别人的讥讽、挖苦和另眼相待，毅然放下曾经的光环和荣耀，从零起步学习修鞋的活计。虽然辛苦劳累，但她感觉忙碌是一种幸福，奔波是一种快乐。
    摆在面前的没有一条退路可走，只有勇往直前。第二天，她先去镇上批发了点儿童食品，拿到附近学校门口摆起小摊，早上十点去，下午两点回，趁学生放学那阵儿挣点零花钱。可是摆了三天，学校门口另一家摆摊的摊主仗着是本村的关系，给她下令说：“明天再不要来啦！”她很生气，反唇相讥：“来不来我自己说了算！”对方拿她没办法，第二天就采取各种歪办法挤兑她，让娃娃拿馍换本子、赊账，最后挤兑的她再也干不成了。
    接下来该咋办呀？1994年患半身不遂的她，至今左臂都没有力量，现在家里没钱，又没有任何技能，三个上学的孩子还等着花钱和吃饭。为了寻找一个投资少、见效快、能立竿见影的项目，她骑着自行车，先后到附近的芝川镇、西庄镇、桑树坪镇等考察，最终选择了修鞋。考虑到做这件事情，虽然卑微，却是她力所能及的门路，家里有现成一辆自行车，出行不成问题。于是，她用一百来块钱买了一台旧补鞋机子和修鞋用的家具，拆了几个旧皮包，在厂里的库房找来一个包装箱，一切准备停当，又从垃圾堆里找来几双烂鞋，在家里学着缝补。
    第二天清早，她准备出摊。吃早饭时，她还是没有抑制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碗里落。想到眼前的日子和三个孩子在等着她挣钱养活，牙一咬，一跺脚，她就推着自行车出发了。她把装着补鞋机子的箱子捆在车子后面，车头上挂两个用蛇皮袋子缝制的包，其中一个装着补鞋用的工具，一个装着吃的喝的。看着自己眼前的这副行头，心里五味杂陈。她选择先到离厂子最近的皂坡念村，找了个村里的商店门口支起了补鞋摊，这下子村子就像炸开了锅。因为村里人认识她，周围瞬间充满了惊讶、讥讽、嘲笑、挖苦……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她面红耳赤，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
    碰巧来了几个熟悉的人，她又是叫哥又是叫嫂的，求他们把不能穿的鞋拿来让她修，并说是免费的。一听说是免费的，于是有人拿来几双鞋让她修。干活时跟前围了一帮子人，她先挑会干的活干，碰到不会的活，就跑到镇上向修鞋师傅请教，还有几个热心的大妈帮忙给她指点。一个月过后，已经熟练掌握了修鞋的基本技能。
    转村子修鞋的确是件很辛苦的差事，车子头上挂两个大包，一个包里装剪子、刀子、皮子、鞋跟、鞋底，还有针头线脑的东西，另一个包里装吃的喝的，毛巾。夏天虽然热点，但穿得少，骑自行车还能将就。但是天长得很，到了12点以后大多数人都睡午觉了，连巷子里的狗都不跑了，只有做生意的人在守着摊位。实在困得不行了，她就靠着墙根迷糊一会。
    有一天，她转到龙门镇的阳山庄村，在人群比较集中的学校门口摆起了修鞋摊。那里的学校老师与她都相互认识，原来都曾经是同事，看见她修鞋,都用异样眼光相待，有的既使在路上碰见也假装没看见，有的干脆说不认识，有的专门拿来难做的活来试探她。经过她的手，一双双破鞋“化腐朽为神奇”，他们马上心悦诚服了。第一天她就挣了四十块钱，高兴的她回家一路唱着歌。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她全都当作耳边风，一个心眼只为挣钱，供孩子上学。“我用劳动换来财富，有什么丢人的？”她说。
    后来，她发现这个村子附近开了好多选矿厂，外来务工的人多，使她修鞋的生意还比较可观，比起转村子到处跑着修鞋强多了，而且人还轻松。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为她一个固定的营生地盘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又把缝纫机搬到街上，修完了鞋，就缝鞋垫，还有裁裤边、换拉锁、补衣服。
    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拾粪、掏粪、卖粪；拾破鞋、修破鞋、卖旧鞋、卖鞋垫，她不计较角色的美丑……过年仅仅四袋元宵，一斤半肉，但全家仍其乐融融。
    有一天，那个村里有个小老板让她订做五双鞋垫，做好后要她送到他的选矿厂。在去那个选矿厂送鞋垫的路上，她发现山上到处是人粪，且都已风干。第二天，她拿了大蛇皮袋子，戴上手套，捡拾人粪，连着捡拾了五天，整整装了五袋子，且每袋以三十块钱的价格很快就卖出去了。买她干粪的农民高兴地说：“现在的人都下不了这苦，其实这比化肥好得多。”孩子放暑假期间，她领着儿女把学校厕所的大粪一勺一勺装进专门拉粪的橡皮袋子里，三天灌了十六袋，每袋以三十元的价格被抢购一空。
    冬天到了，为了节省钱，她把厂里发给她的蜂窝煤拉到街上卖了，然后在蜂窝煤厂再买些，又用架子车拉到街上再卖，如此反复做，挣点差价。而她家里取暖用的则是在国道旁扫的煤灰。1998年的一天，在招商区赶集。为了多卖几双鞋垫，她早上七点出摊，开始蹲着剪鞋垫，后来单腿跪着剪，最后双腿跪着剪，一直忙到天黑，收摊后坐闷罐子火车回家，才感觉饿了，可又想不起来今天吃得啥？到后来才想起还是头天下午两点吃过饭。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农民工都放假回去了，村子的人也忙着杀猪宰羊，打扫房子准备过年，而她还在从城里购进地毯，拿到招商区剪鞋垫。为防白天忙不过来影响生意，晚上回到家里又继续剪鞋垫，一双双用皮筋套起来。
    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使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就这样，在那年她一直忙到大年三十下午五点，才收了摊，买了点菜，四袋元宵，一斤半肉，回家准备给孩子做年夜饭。她高兴地算了算账，在腊月的最后十天就挣了两千块钱。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她顺口给儿女说了一首打油诗：千难万险奈我何，办法总比困难多，翻过高山是平地，又苦又累乐呵呵。
    尽管在这年的大年初一全家人没有新衣服穿，没有像样的饭菜，但孩子和她一起在逆境中仍能笑对人生，令周围人赞叹不已。
    在嫁女与弃儿的困难中，她选择了忍辱负重；在母亲与女儿的角色中，她选择了一肩双挑；儿女们的争气和优秀，不仅再次安慰了她，还为她增添了更多生活和创业的力量。1998年女儿考上浙江大学，儿子在大连交通大学读大三，自己收养的孤儿上了小学四年级。9月份孩子们开学，要拿出一大笔学费才能送孩子们去上学，她急得团团转，又无计可施。有人出点子说，给她女儿找个婆家供她上学，被她一口回绝了；又有人出点子，让她把收养的孤儿送回到他家族。可她送回给家族里，没人愿意抚养，孩子晚上在街上流浪时被巡逻警察又送回到她家，哭着给她说：“妈妈，我不要好吃的，你不要把我送走。”她抱着孩子痛哭了一场。
    为了给孩子们凑学费，她跑遍韩城市的大街小巷，只要能挂上名的亲戚朋友都去找。进东家出西家，好多次借钱被人撵出门。她说，当时那段时间，她顾不得羞辱，顾不得脸面，顾不得人格尊严，只要能让孩子们按时上学，就是屎盆子、尿盆子扣到她头上也会不在乎。最后，经过东拼西凑总算让孩子们如期开学了。
    儿女们懂事争气，尽量为她分担忧愁。孩子在她的影响下，从小爱学习，爱劳动，从不挑吃不挑穿，从上小学一年级上到六年级，没吃过五分钱一个冰棍。儿子在大学读书期间，利用星期天当家教、卖家用电器，连续两年获得奖学金。女儿上大学期间，假期白天站柜台，晚上两班家教，连续三年获得奖学金，并担任了学生会干部。
    她时常给孩子们讲：“不论生活的道路上有多少灾和难，你们始终要和我一个节拍，站直，别趴下！”
    在这期间，她还有八十岁的老父亲患病卧床，而她则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不分昼夜运转，只有刮风下雨出不了摊时，才有时间去看望父亲。她给父亲买床上用的海绵垫、被子、褥子。父亲眼睛不好，她给买了台双卡录音机。为了联系说话方便，她给父亲安装了电话……买药，给零花钱。每当她忙里偷闲去看望父亲，父亲总是拉着她的手，盯着她看，不舍得她离开，想让她在身边多呆一会。2001年，儿子大学毕业顺利找到工作，她却病倒了，诊断为脑梗塞，口眼歪斜，不会说话。她只好将修鞋摊收起先看病。针灸了十多天，病情稍微有所好转，她又到龙门镇的一户人家当起了保姆，随后又到下峪口矿伺候一个八十岁的胡大爷，又到信息部当家政员帮人打扫房间。再过了两个月，感觉身体好了些，又到焦碳厂筛焦沫。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当上了“天下第一难事”的计生员，在家庭和工作双重困难之间，她既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家庭生活故事，又树立了全市计生工作的一块样板。
    胡凌是个肯动脑子的人，一直在寻找可以扬长避短继续发挥特长的门路。有一天，她在街上发现镇政府门口贴了个启示，市计生局招聘社区专干。她报了名，主管领导说让她回家等着。期间，病情稍微好点，她就又去出摊，过了三个月，镇上突然通知她到市里参加考试。笔试过关了，接着是面试，一位副局长问她：你有什么能力和把握干好这个工作？她说：凭我的一片爱心，一片耐心，一片热心，加上我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我一定能胜任此项工作。就这样，她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了一名社区专干。因此，她收拾了修鞋摊子，干起了被誉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生工作。
    而原计划给社区招聘三个人，结果只招聘了她一个人。也就是说三个人的活要她一个人干，而且计生局每月给她的工资360块钱，三四个月才发一次，还只发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剩余工资到年底考核合格后再补发。为了补贴家用，利用业余时间，她又到附近的医院当护工，给小煤窑受伤的外地工人端大小便、洗衣服、买饭，抽空批发些香皂，转村子卖，总想多挣点钱，供养还在上学的孩子。
    业余时间的充分利用，并没有影响到她连续四年被评为“计生工作标兵”，所管辖的龙门镇丰裕路社区被市计生局命名为“示范社区”，禹门大街被命名为“流动人口示范街”，而且历次考核各项指标均为百分之百。由于她工作出色，2006年6月9日，市计生局专门为她发了一期简报，赞扬她在家庭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又在计生战线上树立了一个样板，并号召全市计生工作人员向她学习。
    重拾理想，她迅速成了当地演艺圈一位名人，并把都市碎戏演员、短剧编导、剧本作家等新的角色形象，演绎得那么精彩和令人鼓舞。如此，她的身上再度萦绕了许多美丽的光环。
    正当她把计生工作干得别有一番生面时，2006年冬天的一个偶然，一位原来当老师的同事介绍她到西安去做演员。当她来到西安，那部原准备让她演一个老太太角色的剧本因为资金不到位而作罢。为了骨子里热爱的事业，她毅然辞去了计生工作，到西安做了一个“都市碎戏”演员。
    凭着她的天分和悟性，她在多个剧中成功塑造了好多性格各异的角色。比如：《一无所有》中泼辣的四婶；《一张字据》中当家的二姑；《钻石密码》中从国外回来的刘英；《我是收破烂的》中朴实的三狗媳妇；《廖西安当官》中步履蹒跚的老大娘；《酒鬼死后》中酒鬼的老婆月兰；《你这个寿娃》中可怜的大妈等等。
    但是，在滚滚经济大潮中，她也吃了不少亏，上了不少当。今天这个影视公司要交培训费，明天那个公司要交报名费。而且要想演个好角色，有好多人去给导演和老板送礼，有的甚至还被“潜规则”出卖自己的肉体。虽然说这些在演艺圈已见怪不怪，可对于胡凌来说，却无法接受。这时，她又一次病倒了，口眼歪斜，不会说话，手脚麻木，只好回家养病。
    为了能另搭炉灶，在家她一边养病一边写起了剧本。从未写过剧本的她，先后试写了十来个剧本，竟一炮打响，当年就有三个剧本被拍摄，并在陕西电视台播出。其中她在自己的剧本《后妈》中扮演的“后妈”，当年参加陕西电视台主办的西北 DV 大赛，就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当时，其它参赛的作品全出自大学专业学生和老师之手，几十个评委也全是大学的专业老师。在人际关系协调方面，只要她能想到的，人家就已经做到了。当主持人大声宣布她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的时候，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当她表示要把所得奖金全部捐出去时，全场再次为她欢呼呐喊，掌声又一次雷动。
    评委给她的颁奖词是：胡凌，以她至情至性的本色表演，彻底颠覆了“后妈”的概念。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拥有博大的胸怀和坚韧的精神，她以平凡的生命和无私的奉献，温暖了这个寒冷的冬天。
    她的获奖感言是：我是个下岗工人，我是农民的娃，能有今天我知足啦！我战胜了苦难，我就是生活的强者，我给人们带来欢乐，我就是生活的强者。2009年7月，她收养的孤儿考入了陕西中医学院，金城办关工委给她送了“关爱楷模”的牌匾，并为她披红戴花。同时，陕西风采、百度网、渭南电视台、渭南日报、韩城电视台等媒体先后报道了她生活和创业的诸多事迹；去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名人与韩城》一书，又将她的事迹编入其中；作为“下岗再就业典范”，她的相关档案已被韩城市档案馆收藏。韩城电视台、渭南电视台以她的事迹为题材还拍了专题片。去年她还被渭南师范学院请上大学讲坛，为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们讲述了她自强不息的奋斗人生，博得了师生热烈掌声。
    如今，胡凌的儿子、女儿都分别有了待遇优厚的工作，收养的儿子也从大学毕业。而她主演的多个“都市碎戏”，先后在陕西一台、二台播放后，获得一片叫好声，并使她成为了陕西“碎戏”界的一颗明星。面对以后，她说，今年由于要带孙子，她的任务又加了一层。当务之急是赶紧将手里的这部长篇小说写完，交给出版社；夏季还有几部戏还等着她演出。今后要继续编好剧，演好戏，把更多的欢笑带给喜欢她的电视观众，也为下岗工人树立一面永不言败的旗帜。
    文/本报首席记者郝振宇
    图/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