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不是失败了？”
    2005年1月6日零点2分，张亦驰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国家统计局宣布这个小男孩是我国大陆地区的第13亿个公民，这一天也被定为“13亿人口日”。“再创辉煌，应对挑战”是“13亿人口日”的主题，尽管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13亿人口推迟了4年到来，但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得触目惊心。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提出了开头那个疑问。“那你说怎么才叫不失败，已经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了!即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人口还是会增长啊!这是由于我们长期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不是每对夫妇生的孩子多了。”顾宝昌说。“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等学者先后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建议调整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于11月1日零时正式开始，最后得出的人口数据将会对哪一方形成强力支撑？能否撬动已经运行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
太多，还是太老？
    据测算，中国的人口红利大约在2013年达到顶峰，此后将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这意味着，“十二五”时期已经到了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时刻。“人口老龄化忧虑症和放宽生育政策争论，可以休矣!”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坚决反对调整现有生育政策，“主放派”开列出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快速老龄化，以及公共政策与个人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他的逻辑序列中全都站不住脚。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顾问咨询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正武的主张是“有序放开”：“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执行的，受影响的就是那批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育龄妇女们，他们按照政策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立即全面放开，这批人现在是40岁-50岁之间，大部分都还具有生育能力，已有了一个孩子的她们有可能还会再生。她们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2005-2020年之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小高峰，有可能使得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这对我们完成2020年将人口数量控制在15亿的目标也可能会形成冲击。”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两度参与学者联名上书的顾宝昌表示，“我们从2001年就呼吁尽快着手调整，希望能够通过试点，及早地做，缓缓地做，比较从容地探索、积累经验，然后再逐渐地推开。”
    他表示，“如果不调整政策，高峰过后，今后几十年当中孩子的出生数要减少一半，这个情况几乎没有人关注。现在经济问题上，大家认识到过热过冷都不是好事，但在人口问题上没有讨论，好像生育下降越快、人口减得越厉害越好。”
    据说马寅初先生曾对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农村人口太多是因为晚上没电。”这确非戏言，社会学家公认，“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人们的生育意愿自然就掉了下来。
一放就乱，还是不放更乱？
    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为探索“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计生政策，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人口学者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出版了《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人问顾宝昌，“为什么政策松了计划生育的实际效果反而更好?”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替他做了回答：“法律脱离实际，大家都违法，反而不如法律比较实事求是，大家都守法效果好。脱离实际的法律等于没有法律，大家都超生。”
    有数据显示，在“一胎化”政策推行最严厉的1980-1983三年间，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却异峰突起，明显高于之前与之后。
    2009年，专家们再度联名上书，“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呼吁中央及早作出战略性决策，将生育政策调整提上议事日程。 （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