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震撼了，自己都不相信会掉入这样的深渊。”年近六旬的小个老太沈莉娥，因充当医保诈骗团伙的“中间人”进入看守所后自我感叹说。
    2008年底，到上海长海医院看病的沈莉娥结识了从事拉卡收药“生意”的安徽人胡德银。胡主动帮忙配药，每次都能比正常病人配得更多。沈莉娥尝了几次甜头，逐渐入了道，开始为胡德银等人介绍参保人，从中分成。
    胡德银背后是一张家族贩药网络，以及医保基金大量流失、冗余的弊政。
药贩“转型升级”
    十多年前，胡德银与妻子余家群来到上海，起初以收废品、家电为生。后来，眼见拉卡收药“生意”利润颇丰，从2005年底，夫妻二人有样学样，开始向上海本地参保人回收药品及租借医保卡配药。
    沈莉娥踏入这个圈子不久，胡德银因肝癌去世。此后，为照顾母亲，女儿胡艳和女婿宋子龙先后来到上海打工，并很快学着做起了拉卡收药的“生意”。
    2009年上半年起，一家三口在上海市国和路吉买盛超市门口摆起了摊。因为余家群在附近收过药，一块“拉卡收药”的牌子让许多退休老人闻讯赶来，出借医保卡，或是将家中吃不完的药拿出来卖。一些人甚至将自己的医保卡长期租借在外。
    宋子龙等人还会寻求参保人家属、社区棋牌室的经营者帮忙，大量租借社区老人的医保卡。
    本市“中间人”的存在，让贩药网络迅速扩张，沈莉娥即是其中最活跃的一员。她向参保人吹嘘可以帮忙赚钱，起先租借亲戚朋友的医保卡，后又通过亲友介绍了更多的参保人。平均每租借一张卡，余家群等人给付350元左右，沈再分给参保人300元，从中赚取差价50元左右。
    拉卡收药的宋子龙等人赚得更多。他们以原价30%“代配药”，或是以原价50%收购品牌较好的进口处方药品，扣除支付的挂号费、自付费用，付给医保卡持卡人的款项，再按药品全价的60%-65%卖给药贩子赚取差价，一个月可赚1万元左右。
    因为每张医保卡的配药量不得超过一定金额，超量配药医保卡就会被医保监管部门锁定，所以宋子龙等人每次控制配标准金额以下的药品，一个月下来平均配3万多元的药品。
    租借的医保卡主要来自退休人员，因为他们到医院配药的自付费用较低，一般仅需支付药品价格的10%-30%，“大头”由医保基金承担。
    至案发时止，宋子龙等人共骗取药品价值200余万元，造成医保统筹基金150余万元的损失。沈莉娥一共租借医保卡约50余张，骗取药品近100万元，因犯罪情节严重以诈骗罪被追诉。
    药贩子向检方交待说，通过租借医保卡配售药，是药贩子的“转型升级”。
谁来监管“保命钱”
    与国外相比，国内医保的支付水平偏低，参保者享受医保的范围仍过于狭小，但违规挪用、套现医保基金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怪象背后，是大量闲置的医保基金。
    一方面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却是医保基金大量流失、冗余。如何让医保基金既不沉睡也不浪费?
    已有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要合理使用医保资金，必须扭转医保基金运作的不公开、不透明状态。
    武汉市江岸区政协委员冯虹感觉，“医院以利润为追求目标，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较少，为不亏损就在挂号费、检查费、药费、护理处置费等项目上做文章。”她在提案中写道：“应把医保基金的使用情况定期向社会进行公布说明”;“要加强对医保资金的审计，并公布审计报告”。
    分配不平衡是造成医保基金浪费的另一大因素。目前用于医疗开支的政府财政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务员队伍中的副部级干部与国企高管。这个群体的数量多达数万，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不受控制。
    支付方式的不合理也让医保基金闲置与挪用的风险大大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均建议：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做出调整，“医疗保险中个人账户的设计实在是多此一举，它反而使相当一部分资金闲置起来，产生被挪用或滥用的风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俞光岩则建议，个人医保卡在直系亲属间可以通用。
    此外，医保基金存在多头监管的弊端。由于卫生、劳动保障部门都管理医保，政策、观点的分歧让工作难以推进，中间扯皮的现象十分常见。
    当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快速扩容的医保基金将如何绕开医保“蛀虫”的黑手，部门利益的暗流?
    (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