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各界对政府部门“晒账本”的呼声日涨以及对“三公消费”的诟病渐深，近年来，政府部门预算公开的范围和深度都在逐步加大。
    但是，一些业内人士敏锐地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按照相关法律所进行的预算公开报告中，“其他支出”居高不下。有业内专家认为，这是地方政府在当前信息公开大势所趋下“曲线救国”的策略，由于触及行政成本这一“最敏感”的话题，其背后的原因和问题说明，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已经面临着最艰难的一役。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研显示，“其他支出”在西部地区基层政府尤为明显，最高的占本级支出的42%。笔者从目前已经公开的预算中并未找到这样大的“其他支出”，但很多地方政府的“其他支出”确实广泛存在并占有相当的比重。
    在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公布的最近一个年份的预算支出中，“其他支出”是仅次于公共服务支出的第二大支出。
    “‘其他支出’里面包含的问题很多，值得高度警惕。”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向笔者分析说，“其他支出”的大面积出现是地方政府一种矛盾心理的体现。
    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审计局的审计中就曾经发现，“其他支出”中有扶贫慰问、捐款赞助，但更多的是支付奖金补助、吃喝招待、参观学习等。
    而在2009年被调查的湖南省浏阳市广电局原局长的奢侈消费清单中，足浴中心、餐厅包厢、西餐厅、水疗中心等都是通过“其他支出”列出。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在一些不方便公开的支出上，某些地方政府的表述较为微妙。比如，广东省东莞市在其预算报告中，将“其他支出”表述为“中央省属驻莞单位及其他专项支出”。
    “从法律上来说，凡是归为‘其他’的，都属于兜底性条款。但事实上，预算这种东西不可能有过多的‘其他’类别。按照一般的理解，政府应该花哪些钱、花了多少，都应该明明白白。所谓的‘其他’就是不明不白。就像一个家庭在汇报钱怎么用时，买米买油都应该说得清清楚楚。”王敬波说。
    王敬波认为，从法律意义上说，“其他支出”应该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比如说有几笔支出费用，都属于极小的额度，没有必要单独列一个项目，才统一归为‘其他’。从基本的预算原则来说，应该是能说清名目的尽量说清名目。将那些额度较大的支出列为其他类别，看上去不太合适。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今后地方政府花的钱主要都是‘其他支出’了”。
    在近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召开的一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对笔者说。
    除了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外，新增加不予以公开的标准或者理由都必须通过合法性审查。
    “如果观察最近3年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和不予公开的决定，会发现，尽管地方政府标榜自己公开了绝大多数申请，有学者在做调研时也会发现，申请量的90%中至少有70%、80%都公开了，但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不予公开决定和因此引发的复议、诉讼在数量上有一个奇妙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不予以公开的决定，公众和申请人倾向于提起诉讼和复议，说明大家对于某些地方政府做出不予以公开的决定感到不满意。”程洁说。（杜晓谷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