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开年首场大展“何以中国”，展出130多件上起石器时代下至清代的文物，涵盖石器、陶瓷、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书画等各种门类，包含何尊、长信宫灯、藏文《四部医典》等声名远播的国宝重器，以呈示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故宫文华殿“何以中国”展前厅中心位置摆放的一级文物——何尊，是此次特展毫无争议的主角。这件1963年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出土的西周初年铸造的青铜尊，口圆体方，以一种“天圆地方”的造型，折射出华夏文明影响下早期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

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是一件五重平纹经锦的精美织物，色彩斑斓，代表了汉式织锦最高水平。织锦以“青赤黄白绿”五色与“五星”对应，把“阴阳五行”表现得淋漓尽致。“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而所谓“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换句话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一句占辞。《史记·天官书》中有：“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诚如斯言，借古人的智慧预言，加之当下人们的奋斗，当真正实现民富国强！

龙虎精神

中国人视自己为龙的传人。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便开始对原始龙产生图腾崇拜。从本展第一单元“源”中最为吸引人的展品之一“红山玉龙”，到最后一件展品——存放乾隆皇帝撰写的玉册《文渊阁记》的紫檀木匣外饰满描金龙，可见国人对龙的执着。

关于龙的记载，可追溯到史前文明。1987年河南考古团队在濮阳西水坡挖掘出一处仰韶文化遗址，编号M45的墓主随葬用蚌壳摆出龙与虎的图案，经碳-14和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后。这是目前所知最早、造型最大的龙和虎的图纹。其中龙的形象在同时期的彩陶纹饰中亦有发现。进入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巨大发展为龙形象提供了广阔载体。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的小克鼎，形制厚重，气魄雄浑，纹饰多样，立耳两侧饰有相对的龙纹。

龙的形象同样出现在玉文化之中。中国人治玉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红山、良渚、齐家、石家河等治玉工艺高超的史前文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新石器时期的玉龙为目前所见同类器中最大一件。这一器物应是史前巫师沟通神灵的重要工具，反映出先民的思想观念，是史前宗教祭祀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南方良渚文化的玉琮被认为是祭祀地祇的法器。内壁为圆，代表天；外廓为方，代表地。通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与此配对的是玉璧，专为祭祀天神而设。这两种最为古老的玉器形态形象地说明了原始先民对天地的认知。

伴随龙的神秘形象，先秦时期的中国人也赋予了虎丰富的内涵。战国时期齐国的兵符——辟大夫虎符，应为两半所拼合成的卧虎形，现存右半部分。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为铁质，两面均饰浅浮雕伏虎纹。虎面正向，毛发冲天，额上似有一大二小共三颗宝珠，前爪抱于胸前，虎身隐而不现。铁牌两面镶嵌有凸起的八思巴文五行，字为银质，字体端庄规整。其形制与文字内容反映了元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

农耕传家

信仰是精神力量的折射，而脚下的大地才是生生不息的物质根基。来自河南博物院的磨盘、磨棒与浙江博物馆收藏的带藤条骨耜，再加上石镰与石斧，无疑最能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工具的重要作用。

清道光年间烧制的“慎德堂”款粉彩耕织图盖碗上画满了“男耕女织”的图案，表现出中国人对平淡质朴生活的赞美。另有清代碧玉雕渔樵耕读图笔筒，牧童穿行在山间，回望下山的樵夫。2000多年来，中国人围绕农耕经济建立起相对自给自足又相互交流交织的经济社会结构，滋养了参天法道、敬祖惠民、崇德尚礼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礼教与哲学思想及教派。来自山东博物馆的汉代画像石“孔子见老子”，表现了两位圣贤对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终于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首次统一。登基后的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一系列以秦制为基础的改革诏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颁布统一的律法，推行郡县制度等，促使中国不仅第一次实现了土地疆域上的完整统一，更在经济、文化、军事、律法等诸多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归流。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与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体现出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在经济与国家治理上的超前性。

制作于乾隆六十二年（1797年）的金瓯永固杯，其工序之繁、艺技之精、动用人工之广，在中国造宝历史上名列前茅。也正因为此，它堪称清代镇国之宝。其寓意疆土坚固与基业长青，恰似无论怎样沧桑变幻，中华文明永葆蓬勃生机。□王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