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艰辛，一头连着希望；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
    他们的数量多达7000万人，他们的教育状况不仅关系到当下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影响着未来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农民工子女。
    门槛高条件差流动频繁……在外求学处处犯难李强又要回家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回去后，他可能再也不会返回北京。2003年，带着对首都的无限憧憬，经过15个小时的颠簸后，5岁的李强从河南光山老家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市昌平区收废品的父母身边，井在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3年后，因父母工作繁忙，无奈之下李强只得返回光山。3年半后，已是小学5年级学生的他再次回到父母身边，并进入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一直坚持到现在。
    漂泊不定的生活终于在今年夏天画上了句号——由于无法入读北京市公办中学，李强不得不再次返乡。如此频繁的流动导致其成绩不佳的同时，也形成了他凡事无所谓的态度。“其实在那儿都差不多”。记者面前，留着锃亮光头的他一脸的轻松，“这儿的学校破，但好玩的地方多；老家的学校是好了点，但除了几个网吧就没啥去处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类似李强的流动儿童并不少见。北京市昌区东方红学校执行校长李明告诉记者，该校学生中很多都有转学经历，频率最高者小学期间转校竟达六七次
    之多。如此状况自然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了不良影响。“不同地区和学校使用的教材不一样，教学进度和开设课程也有区别，一般成绩的学生经过一两次转学后很可能就会变成差等生。”
    对流动儿童学习成绩造成影响的不仅仅是频繁的流动。采访中记者发现，作为接纳流动儿童的主要载体——打工子弟学校，绝大部分集中在城乡接合部且场地多为租赁，同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教室拥挤、课桌简陋、体育设施短缺、食堂卫生条什差、饭菜质量不佳等问题。
    青灰色方砖铺成的小路、刷着粉红色油漆的陈旧瓦房、斑驳的墙壁、锈迹斑斑的桌椅……走进与东方红学校相距仅400米的明欣学校，如是景象映人眼帘。“就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该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你可以去其他学校看看，很多还不如我们呢。”
    相对于硬件设施的简陋，薄弱的师资力量对流动儿童教育造成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据了解，由于打工子弟学校不是国家正式的基础教育场所，因而此类学校教师也无法享有教育系统正式教师的待遇，其自身也存在着学历水平较低、工作时间长、流动频繁等问题。“没有较高的学历水平，没有培训学习的机会，没有参加资格考试的可能，没有社会保障，更没有体面的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谈及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状况，长期关注此事的打工妹之家理事长、《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谢丽华忧心忡忡，“这样一种状况，怎么可能留住高水平人才，又怎么可能让他们坚守岗位、踏实工作呢？”
    多种因素共同结果是众多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成绩的不甚理想。来自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同样一份满分为100分的标准化数学测试题，北京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平均得分，比在周边公立学校就读的北京户籍学生低9分。
    管束少．引导缺观念陈旧……留守读书时时生愁就在李强轻松地面对着回乡读书的问题时，河南商丘籍农民工李金富却正在为留守家乡的儿子的读书问题发着愁。
    一个月前，正在江苏省常熟市一家服装厂工作的缝纫工李金富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正读初一的儿子最近成绩连续下滑，期中考试成绩在班内排名中等偏下。“知道消息后，我连续几天打电话批评他，他嘴上倒是答应了，但实际上却一点都没听进去。听说他现在上课时仍旧不认真听讲，有时间就跑去打游戏，成绩根本没有任何好转。”无奈的李金富不停地摇头叹息。
    李金富的儿子并非特例，“由于代管人与留守儿童思想观念差异较大，沟通障碍明显，教育方法不够科学，再加上代管人大多还承担着较为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田间农活，很少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关注留守孩子的学习，因此，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整体较差且辍学率较高。”一边指着校园宣传栏上“父母是天然的教师。他们对儿童，特别是幼儿的影响最大”、“父母是子女在生活中一切言行举止的最早启蒙老师”等教育名言，曾有过多年中学教师经历的兰州市黄河保育院院长张师彬一边向记者做着介绍。
    为张师彬的观察与判断提供数据证明的是来自四川省文明办、妇儿工委办等单位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留守学生中，学习成绩优秀者占22.82％，中等者占36.13％，中等偏下者则高达41.05％。
    该调查同时显示，进入初中阶段后，留守儿童在校率呈大幅下降趋势，14周岁留守儿童的在校率仅为88％，与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发展目标严重不符。而根据共青团湖南省委发起的一次调查，留守儿童中，仅有33.6％的人最大的愿望是“提高学习成绩”，51.7%的则计划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或“做生意”。
    在苏州市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农民工程某的经历或可看做对两项调查的一个较佳注解。8岁那年，程某的父母外出打工将其交给爷爷、奶奶代管。长孙幼子心头肉，对于这个远离父母的大孙子，爷爷、奶奶自然极其溺爱。如此在导致他成绩不佳的同时，还养成了其贪玩、懒惰等坏毛病。进入初中后，父母大字不识几个却有较高收入的事实以及村中不时传出的某某在哪儿发财的消息，在把程某的心挠得直痒痒的同时，也似乎让他找到了弃学的理由，“读书有啥用，还不如早点出去见世面。”
    虽然退学的要求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但此时的程某再也没有读书的心思。到哪打工、什么门道赚饯成了他和班上几个“志同道合”者最为热衷的话题。一年的软磨硬缠后，16岁的他终于成功“脱离苦海”，并迅速南下苏州，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员。
    颁政策送关爱降门槛……共同撑起一片天“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兹事体大，关平我们整个民族下一代的素质，关乎全社会的发展。解决农民工于女的教育问题，刻不容缓也义不容辞。”作家黄传会在其作品《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一书中大声疾呼。
    “当前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关键是建立起政府、学校和家庭共同配合的关怀网络。”面对记者关于问题解决办法的提问，谢丽华如是表示。
    “政府需要做的是制定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专门性政策，要求出入地政府承担起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同时要加大资金投入，使农民工子女能够在学费、管理等方面享受到和当地学生同样的待遇。”与农民工多年的接触，使谢丽华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学校要强化管理，通过实行‘代管家长’制度，建立档案和联系卡制度，组织开展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各类活动等，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爱。而家庭则应主动和学校及老师定期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和思想状况，井给予针对性辅导。”
    作为一家 NGO 组织(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同心希望家园文化发展中心创办人马小朵则强调了 NGO 在改善打工子弟教育过程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NGO 在动员社会力量，协调各方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如果能够将它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对于改善打工子弟教育质量将具有特殊的积极作用。”
    马小朵的上述表示与自身的实践密不可分。据了解，为解决流动儿童课余教育问题，同心希望家园成立了“三点半学校”，并组织高校志愿者提供针对性辅导，对培养流动儿童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实帮助打工子弟并不难，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是否用心。”马小朵告诉记者。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谭深看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距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只有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产生的条件，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及升学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休制改革，建立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
    “虽然目前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尽自己最大能力提供帮助，他们就一定能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美好明天。”虽然在为农民工子女争取公平道路上遭遇坎坷不断，但谢丽华信心始终未变。支撑她如此判断的理由同样简单：他们（农民工子女）比城市儿童多了一份磨炼，也就多了一份财富；多了一份痛苦，也就多了一份成长，苦中有光明的未来，苦中有灿烂的明天。 (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