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进入大学后实际上并未接受到多少有用的教育，能力和素养没有多大提高，学校教育属于一种空心化的状态
    从教育角度而言，教育单位是为国家发展谋虑的，应该主动地想就业难的局面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能互相扯皮
    看着北京一所所高校陆续开学，住在北京西郊的姚晴自嘲地对记者说：“我现在也是‘家里蹲大学’二年级学生了。”
    玩笑过后，这名2010年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传媒院校的女孩认真地说：“如果回到5年前，让我重新上一次大学，我一定从入学那一天起就开始找工作。”姚晴自称是“三无人员”：无经验、无人脉、无拼爹资本，她把这归结为自己两年找不到工作的重要原因。
    记者采访了解到，与姚晴有相似经历、相似想法的高校毕业生不在少数。
    在近日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一书中，将“就业难”列为民生关注8大热点之一。
    在“怎么解决就业难”这一章节里，“面对面”指明，“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招工难难掩就业难”是当前中国就业问题所面临的最大疑惑。就业难倒逼教育问题显形
    教育学研究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发现了两个现象：其中之一是，几天前一位朋友向他咨询为什么不发达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面临很严重的招生困境？按道理，在不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应该选择上学这条路来改变命运，当地高职高专不至于
    招不到学生。
    另一个现象是，不久前，《人民日报》公布了一组数据：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微博)，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而在2010年946万应届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人，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
    熊丙奇对此的解释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处境：考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但学校的教育质量、就业情况都不理想。“教育回报率不高。按正常教育回报，上学越多，越容易找工作，工资越高。而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是这样”。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熊丙奇表示，接受高等教育的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让学生能力得到提高，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一个技能基础，或者有一些更好的发展空间；二是毕业之后得到社会认可。“现在看来，学生进入大学后实际上并未接受到多少有用的教育，能力和素养没有多大提高，学校教育属于一种空心化的状态。而在目前学历贬值的背景之下，学生已经很难仅靠一张含金量并不高的文凭去找到工作了。许多农村家庭在这种学费高、教育过程索然无味、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的现实环境下放弃高考，是可以理解的”。
    “读大学需要投资，毕了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我们所说的就业难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有投资就要有回报，尤其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他们念了大学就意味着再也退不回农村，没有退路了，将带来非常大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很明显，“就业难”问题正开始倒逼出教育、社会领域的一些问题。在刘尔铎看来，长此以往，城乡教育、收入分配等领域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面对面”一书中也一再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力气，想方设法地解决。就业难在人才结构不合理
    一边是年复一年的就业难，一边是一再出现的招工难，看似互相矛盾，却又“两难”并存。针对这样的“疑难杂症”，“面对面”提出的观点是，招工难反映的是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在某些方面的“不匹配”：“一边是有人没事干，一边是有事没人干；一边是有事不会做，一边是有事不愿做”。
    “面对面”书中接着举了个例子：“比如，不少大学毕业生宁愿蜗居大城市当‘蚁族’，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也不愿到有‘用武之地’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基层施展才华。”
    这一观点被刘尔铎所认同。他认为，就业难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供需结构不协调上；其次是观念问题，一些大学生找不到好工作心有不甘，差一点的工作不愿意去做；第三是就业方向选择上，都往大城市挤，不愿到小城市去。
    刘尔铎同时提出，以上3点原因最终都要归到人才培养的结构不合理上来。“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应该是相匹配的，发达国家已经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型经济，所以他们需要知识性人才比例高一些；中国目前仍是工业化国家，技能型人才应该为主体。但我们职业学校出来的学生肯定远远少于大学生”。
    刘尔铎认为，近年来各地高校大规模的扩招是导致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需要的是工人，你却使劲地培养职员和干部，最后毕业了没有那么多岗位给大学生，怎么办？”刘尔铎告诉记者，这其实也直接影响着就业的观念，“如果培养的是工人，他就愿意往下走；如果培养的是大学生，他对自己的期待高，自然不愿意下去”。
    在刘尔铎看来，这样不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不仅只影响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大学在大规模地扩招，实际上就夺走了许多原本属于职业学校的生源，最终造成生源危机，导致职校学生素质降低；而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很多又回头抢了原本属于职校学生的岗位。花培养大学生的钱，来培养一个普通工人，这首先是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次职校生素质下降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短期解决就业问题应从供应入手
    既然是供需之间存在不匹配，那就应该对供给方和需求方都进行调整。“面对面”就此提出了“在经济转型中拓展、创造更多岗位”、
    “鼓励、培育自主创业”、“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等多管齐下的做法。
    那么，如果要在短时间内缓解就业难的问题，应该优先从哪一个环节下手？
    刘尔铎的答案是，供给方。原因在于：“产业升级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有它自己的周期，尽管国家一直在推进，但至少要10年以上；而从供给入手，却是能立竿见影，很快产生作用的。”
    他进一步分析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会上升的，只是上升速度会较慢。如果大学生数量能够得到控制，职业技术人才比例扩大，迎合需求比例，问题就能快速得到缓解。
    那么，如何迅速优化劳动力供给方？刘尔铎认为，首先要立刻改变人才培养的结构，缩紧大学招生，扩大职业学校招生；其次学生观念要改变，要抛弃好高骛远的心态，准确评估自己的技能水平；第三要提高学生质量。
    熊丙奇认为，除了在人才培育结构上要定位清晰外，在具体的教育内容、教育质量上，也应进行更准确的定位和提高，而不能被“生源危机”、“就业危机”牵着鼻子走。
    熊丙奇认为，要改善就业，一些做法必须立刻破除。“在要破除的做法里，首先是盲目地迎合社会对学历教育的需要，提高本科层次，减少高职高专；其次在学校内部，不是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而是迎合办学政绩，导致人才质量整体下降；然后是迎合表面的就业率，急功近利地抓就业，比如一些高职高专，二年级读完就让学生全部上班，一来减轻学校成本，二来提高所谓的就业率，但是教育质量就下滑了”。
    除此之外，熊丙奇建议，学校应该对学生进行一个真正的长远规划，建立一套比较好的就业服务体系，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就业辅导。
    “我们现在不说去改革哪个的问题，你只需做好你的本分就好，做教育的，不要说这不是我的责任，现在很多教育单位都极力地辩解说，‘就业难和扩招没关系，就业环境是主要问题’，这有何意义？从教育角度而言，教育单位是为国家发展谋虑的，应该主动地想就业难的局面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能互相扯皮。因为大家都不管，最后才造成这个局面。”熊丙奇说，只有教育部门做好教育部门该做的，就业部门做好就业部门该做的，问题才能一步步得到解决。 (范传贵 严寒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