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开始，广东茂名市300多名中学生经一家名为“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介绍后前往东莞、深圳做暑期工。据在东莞做工的一些学生反映，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1小时，很多学生出现感冒、发烧、哮喘等症状。16岁少女梁晓雯病倒在工作台旁，7月10日入院，7月27日死亡 （新快报8月8日报道）。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当人们遭遇一切撞击人伦、法律与道义底线的反文明事件与现实时，总是用这句话作为内心信念坚守的自勉。然而山西黑窑事件留给我们的精神伤疤还难以抚平，又一起类似性质的“童工奴役事件”浮出水面，而在海平面之下，还潜伏着多少同样的不幸？面对16岁少女梁晓雯的生命呐喊渐渐消散，我们会产生一种深刻的怀疑与焦虑：怀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认定本就脆弱的自我救赎之外、相应的政府监管、法律威慑统统失灵，只剩下未卜的命运与偶然的曝光。
    血汗工厂固然可恨，茂名市那家学校的负责人更不配教育工作者的起码资格，但最令人忧虑的，则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事先集体噤声、事后轻描淡写。虽然在媒体逐步将真相揭露，舆论声援必将升高的情势下，我相信有关部门最终会行动起来，让事件应对在即定程序上滚动作业，最终处理三两个责任人，来一场运动式整顿，然后宣布 “事件已圆满解决”。至于挥之不去的肉体创伤、心理阴影，只留待受害的孩子们去自我克服。
    可是，事件的解决不应当是这样！政府难道真的没有看出，此起彼伏的 “童工奴役事件”，以及任何循环往复的违法现象，都在严重损害政府的执法能力，扩散成无法平复的信任危机。人们有理由质疑，当下我们的法治建设陷入了 “一次性法律”困境。
    与其他一次性产品性质相近， “一次性法律”的效果也是短命的、定期的、局限于某个时段或事件，并且有奇特的治理逻辑——执法部门启动法律与否，不是根据事件性质的严重程度，而是来自舆论监督的曝光程度、民意反映的激烈程度乃至上层领导的重视程度，如果后三者累加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法律就会迅速地转化为执法，有关部门会在最短时间内动员一切资源，来干预事件走向。此时此刻，民众才会感受到法律的真实存在，受害者才会获得执法者的救济与保障。而当事件结束，法律似乎突然消匿，重新回归到曾经的纸面上，等待下一起 “突发事件”将其唤醒。
    “一次性法律”并不由法律恒定的、常态的制度性作用而生发，它更像是讨价还价的博弈结果，它无法真实地介入社会层面，而被锁入某个阴暗的文件柜子，按钮由执法者的个体意志掌控，而不是在民众吁求信号发出时自动启动。 “一次性法律”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状态，并非其本身的缺陷太多，无法应对生活的纷繁复杂。恰恰与之相反，我们的法规已经足够完善，甚至立法速度有过快之嫌，以至于人们形成路径依赖，一旦有某个事件突破法律围栏，大家就开始呼吁尽快创建新法规、新条文。而事实上，法律之所以被切割成互不相连的零散部件，在于执法者拥有太过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什么时候启用、启用多少法律、多大程度转换为执法力度，都来自执法者的主观意愿。
    因此， “一次性法律”困境的造成，其实与我们尚未真正建立对执法者的权力制约、奖惩机制密切相关。 “一次性法律”是“人治”的真实折射，是执法者长期不作为的畸形后果。可悲的是，在如此一析即透的事件中，我们往往只见到直接责任人 （比如血汗工厂老板、学校负责人）被追究，而那些危害更严重的间接责任人 （比如渎职、徇私舞弊的官员与执法者），依然正襟危坐，成为所有人的发号施令者，惟独没有人能成为他们的审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