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来自广西荔浦县的一位农民工，1999年初到广东佛山市一五金厂打工，因局部爆炸被铝水灼伤双眼，此后，便进入了复杂漫长的索赔过程。这一工伤案件先后经过了4次工伤鉴定、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强制执行、抗诉、高院再审的全部法律程序。至今6年过去了，案件仍未有结果。
　　当前，劳动者权益不能有力保护的例证，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不同角度说出很多。在一些地方，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甚至不仅没有改变的迹象，甚至有被日益强化的趋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劳动执法的软弱，使众多劳动者主张权利的想法还显得非常奢侈——当前的社会现实，保护劳动者权益“欠账”太多。概括起来，我以为最大的难题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观念难题。这些年，一些地区经济建设又多以招商引资、GDP增长等为标志，而考虑这些指标时，往往忽略了考虑普通劳动者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在这些官员心中，让保护劳动者权益这样的“区区小事”，来冲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投资人利益是得不偿失的，这在不少地方是一种普遍心态。
　　第二，司法难题。由于司法审判、劳动仲裁的资源分置，按照当前一般劳动纠纷的解决程序，受害者首先要通过政府劳动部门的仲裁，仲裁无法解决时才能进入司法诉讼。时间长不说，而且各自都有相应的“门槛”。比如申请仲裁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示劳动合同之类的约定文书。然而众所周知，签订劳动合同，主动权一般在用工者一方，劳动者因为工作机会难得，很少有人敢于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比如法院审判，需要一系列的权威鉴定程序，而受害者个人对这些程序只能被动地等。这就从“事前约束、仲裁效率、立案查处”三个方面，提出了当前审判、执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难题。
　　第三，联动难题。《劳动法》与同类法规的配套颁布执行，《劳动法》与《工会法》等相关法规的功能对接，在联动中实现效能、效率的最大化，同样也成为《劳动法》实施过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仅以对违反《劳动法》现象的监督来说，完全指望政府劳动部门来进行，根本不现实。需要通过名副其实的、具有与资方博弈能力的基层工会组织，从另外的角度来配合进行才有效率。因此，没有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劳动法》的威力必将大打折扣。
　　在一幕幕诸如“绑架老板”等悲剧发生时，我们总是习惯于劝导情绪偏激的受害者要依法维权。但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劝导，当是通过依法维权，让受害者找回自己的应得公道。希望立法、行政等相关人士能够从系统性、可操作性入手，早日让依法维权者不再寒心，让人们确信法律是可以依靠的。 ■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