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3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通过了“渐进”式的几个阶段：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促使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划分政府与企业的权限，推动企业转换机制，政府转变职能，进而推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了1996年，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思路又出现一个新的转机：抓大放小，即抓住大国有企业，放开小的，让国有中小企业搞活。有人说评价经营承包责任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股份制则是“开错了药方”。如今诸如出售、兼并、租赁、承包都尝试过了，也没发现哪种方式是国有企业改革行之有效的“药方”。
　　那么，国有企业改革到底难在哪里?笔者认为，首先是所有权问题，这是国企改革的根本性问题，因为我国国有企业生存的背景是政府对各种资源的高度垄断，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成了一个悖论：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连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谈得上如何支配及全权转让。产权问题决定了中国企业行为政府化，而已经政府化的企业无法适应日渐市场化的外部环境。所谓“财产权利私人化”，是指国有企业的经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经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亦即国家来负。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其次是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法则的不相容性。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结果使国有企业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这种不相容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主管部门，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将主要精力花在经营“领导”而不是经营企业上。在中国目前这种转轨时期，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班子人员基本上由原来的班子演化而来，或由政府任命。正因为如此，对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来说，在现阶段“经营领导”比“经营企业”更重要。从理论上来说，其职责应当是用自己的才学和胆识经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全心全意为职工谋利益，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在这种体制下，面对现行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他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如果他们将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企业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个人的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往往一个企业搞好了，一些有背景的人就会觊觎这个位置，这时候，明升暗降往往是将原厂长、经理调离的常用手段。苦心经营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糟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即便把国有资产化为私人财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
　　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企业效益低下、大量腐败现象丛生。从现实来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贪污受贿。有资料统计显示，在贪污受贿案中，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占全部案件的70％。二是公款吃喝玩乐，有人对高档娱乐场所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在400多个高档娱乐场里有60％的公款消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费用。三是随意安插亲信，将整个企业变成等同于私人企业的独立王国。曾闻名全国的“改革家”、“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经理”、“劳动模范”，并发明了企业改革经验《马氏管理法》(即责任价格控制法)的陕西内燃机配件一厂原厂长马宏业，就是例证。四是搜刮国有资产，或以任职的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外办的“暗厂”、“暗店”，致使“庙穷方丈富”；或是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转让时，乱界定产权，低估国有资产，使自己及亲友或有利益关系的人从中牟利；或是将自己及其一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讯等一切费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这种腐败行为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妨碍了改革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助长了腐败的恶性蔓延，使巨额国有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
　　第二，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国有企业缺乏以资产运营为核心的企业运作机制，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基本上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少“找钱”的思路，缺乏对低成本资金的利用，也就是说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有的甚至高达100％。这样就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账不断增多，进而导致金融风波。
　　在所有者虚位的情况下，企业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的外部环境的不相容性。兼并、破产、股份制改造、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集团化、企业托管……等等，但这一切近乎于纸上谈兵。民营企业的游戏规则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容的，而国有企业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政治系统的主体是政府，经济系统的主体是企业和财团，二者的功能混淆，其结果就是出现国有企业种种难以治愈的顽症。
　　随着改革的日渐深入，企业和政府已经处于两种不同的体制之中：企业早已在市场机制中运转，而政府管理企业却基本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管理原则和框架，仍然置身市场之外。所以不管采取那种途径，这些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国企改革就很难到位。　　　　　　　　　　　　■冯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