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强度大，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西安陪护市场的护工们在这样的状态下辛苦生存着。
    21岁的小伙子宋攀在省人民医院当护工已经是第二个暑假了。去年他陪护了40天，挣了2000元，“解决了一学期的生活费。”宋攀当护工的初衷就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老乡给我介绍这份工作时我没有太多犹豫，就想能挣钱。虽然心理上有些不平衡，也很累，但干护工比在其他地方打工挣钱多。”在陕西铁路工程学院铁道工程技术专业读大二的他是这个医院里年纪最小的护工，也是学历最高的。
    像宋攀这样由老乡介绍来工作的在省医院不算少数，一个村有一个人干得好，就能把周围不少人带出来。这样带头的人，被陪护公司称之为“蛇头”，他们占领了西安接近90%的陪护市场。这些护工没有健康证，没有受过正规培训，有的只是经验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他们也遵守一定的行业潜规则。
不规范的陪护市场
    杨伶俐算得上最早进入西安陪护市场的人，2002年，她和朋友合办的亨康专业护理陪护部就设在省人民医院，她的护理员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的。2003年，亨康陪护还为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的母亲服务过。最好的时期，亨康拥有50多名正规护理员，而现在，仅剩4、5人在维持，陪护部的办公地点也搬出了省人民医院。
    陪护市场越来越大，而陪护公司的生存空间却日益狭小。很多原本正规的培训机构、护理公司变成了中介，依靠收取护工每日工资的15%-20%的费用勉强维持。
    “只有到过年或者割麦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多接点客户，其余时间市场都是被 ‘游击队’占据。”杨伶俐说。
    西安市第一医院的陪护中心被金芳家政公司承包了，可是目前的收入也仅仅能保本。负责联系客户的李莉曾是医院的护士长，她说，他们公司的陪护在第一医院只占据了10%的市场，甚至有病人家属在向他们咨询时被“蛇头”用低价拉走。“病人家属从来不要求他们出示健康证或者职业资格证，只要求价格优惠。一旦出了问题，护工会立即失踪，想要追究责任，很难。”李莉谈到不规范的市场时，显得很无奈。
    陪护公司的生意日益惨淡，护工“游击队”的队伍却日渐壮大，慢慢在他们内部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规则，收取介绍费就是其中一项。当一个有经验的护工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时，他（她）可以带着同村村民或者亲戚朋友一起出来谋生，只是他（她）每介绍一次工作，都要收取被介绍人第一天的全部工资作为酬劳。
    而这些 “游击队员”中不少人还是从陪护公司辞职，自己出来谋生的。“我辛辛苦苦干一天能挣60块钱，为什么还要给公司交18块钱，不在公司干了，挣的钱就都是自己的。”省医院干部病房一位姓张的护工说道。她曾经在省人民医院陪护中心工作，医院提供住宿，每天收取她工资的30%。干了一年多，她觉得自己能找到活，就离开了陪护中心。现在的她，一个月收入在1200至1800元之间， “只要有活就上，干这个活就是为了挣钱，公司拿走那么多，我们还挣什么？”
    同时，西安的大小医院，被来自不同地区的护工们划分，市第一医院以华县护工为主，而高新医院则被来自蓝田的护工占据，以骨科著名的西安红十字会医院的护工大多来自临潼。那位姓张的护工曾有过在高新医院一个月没有找到任何工作经历，只是因为她来自高陵县。
    虽然存在不合理，但西安的陪护市场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护工们在一定的规则之下，默默地寻找自己的出路。
劳力又劳心的陪护工作
    西安家政服务协会常务副会长史元平介绍说，医院的陪护大多都是女性，男性陪护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她们很多来自农村，一些人是下岗职工。这些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很少有人受过专业的医疗培训，多是靠经验的积累，这些护工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
    杨凤娥来自宝鸡周边的贾村塬，曾经是村上小学的民办教师，一个月100多元的收入还总是被学校拖欠，爱人下岗后迫于家里生活拮据，来到西安从事家政服务。受过家政培训的她是为数不多的持证上岗的护工。能吃苦的她从来不挑活，也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她现在的活就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给她介绍的，24小时全陪，看护一个重症肺炎的老干部。吸痰、雾化、翻身、上药，一些原本要护士做的工作杨凤娥也一手包办了。没有太多医学知识的她完全是凭着自学掌握了这些技能，而护士们也乐得减轻负担。
    病人家属给她租了张床，可是每天她的睡眠时间只能有5至6个小时。而大部分的时间还只能是浅睡眠，因为要操心病人的点滴什么时候打完，还要不时为他处理大小便，连续40多天了，没有睡过一个完整觉。
    她的三餐，一直都是用最快速度解决掉的。“累不累？呵呵，干了快5年，什么都成习惯了。有时候也累，但想着能挣钱补贴家里，累也值了。”由于看护的是重症病人，病人家属给她一天80元，一个月挣2000多元让她很满意。
    相比杨凤娥在干部病房相对好的条件，宋攀的陪护条件可谓艰苦。6人的病房，人多时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同样是24小时全陪，他的休息是在楼梯间搭一张躺椅解决的，睡觉时间也从晚上变成了上午，因为要不断地给病人翻身。但对于一个21岁的孩子，最累的不是身体，而是这份工作带给他的精神压力。“周围的同学、朋友没人知道我在当陪护，毕竟这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工作。当初第一次为病人处理大小便时，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太多，只想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胡敏是为数不多的男护工之一，他的陪护工作虽然辛苦，可是心理上却承受了更多的负担。在市第四医院，他现在护理的窦先生已经是尿毒症晚期，全瘫在床上，生活无法自理。因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窦先生的情绪很悲观，很少说话，而对胡敏则时不时地冷嘲热讽甚至辱骂。每天胡敏的固定工作是抱着窦先生去离病房50多米远的医务室做检查。要抱起比他身材高大不少的窦先生，胡敏显得有些吃力。“做护工不但要有耐心和责任心，更要有爱心，病人已经很痛苦了，他有些情绪也很正常，能忍就忍了吧，我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也能帮他减轻一些痛苦。”
    大多数的护工不会抱怨工作的辛苦，当初选择这个工作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长期超负荷的劳动，对自己的身心会造成怎样的伤害，而他们的劳动权益又由谁来保护。
谁来保障护工们的权益
    如果说节假日对于护工们来说只是一个愿望，那么劳动合同则更是遥不可及。
    从5年前干上护工这一行开始，杨凤娥就没有休息过。大多数时间她接的都是24小时全陪的活，到了农忙时间就回家收麦子。休息对于她来说是奢侈品，“哪能休息啊，一停下来不但每天没收入，还要花不少钱，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西安根本没有住的地方，除了住在医院看护病人，因为租房是一笔 很 大 的 开销。”谈到劳动合同，很多护工都表示和自己关系不大，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家陪护公司。而那些曾经在陪护公司工作过的护工，他们同样对劳动合同没有要求。前面提到的姓张的护工说，“我刚到医院的陪护中心时，曾要求过签订劳动合同，可是被拒绝了，以后我就再不提了。”
    “我们的公司现在就是一个中介，客户有需要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找护工去护理，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公司的各项开支，此外，每月还要上缴4000元给医院做场所费。”金芳家政公司的李莉直言，“如果和护工签订劳动合同，把三险都上齐了，那么我们在成本上的压力将非常大。而且这一行的流动性非常大，不少护工干一段时候自己能找到活了就跑了，根本无法用劳动合同来约束他们。我们现在只给干了半年以上的护工买意外伤害保险。如果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陪护公司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关门。”
    据报道，2004年3月8日，北京一家医院年仅30岁的护工李建虎在连续工作3个月24小时后，因过劳导致猝死。面对这样的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这些护工的权益甚至生命要如何才能得到保护。
    2008年6月，在北京安贞医院工作的百余名护工，因认为所在公司发放的工资和节日补助过少，集体停工十几个小时。2008年下半年，一名护工向劳动部门申诉，称北京市惠佳丰劳务公司未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该公司自2008年10月起，用三个月时间与全体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员工保险。
    可是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尤其在西安的陪护市场，“游击队”多过“正规军”，甚至是几倍之多，李莉认为，“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陪护市场发展渐渐走上了正轨，西安的陪护市场急需劳动部门和卫生部门来进行规范化管理，等出事了才解决就太晚了。”
本报记者 牛柊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