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新浪微博上“普华永道女硕士过劳死”的帖子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据报道，帖子称普华永道一名女员工由于疲劳诱发了急性脑膜炎，于4月10日不幸逝世。女员工名叫潘洁，是上海交大刚毕业不久的女硕士，年仅25岁。记者就此展开调查，普华永道公司回应否认潘洁是“过劳死”，不少专家认为“过劳”是死亡诱因。
    查询对“过劳死”解释：“过劳死”（Karoshi）源自日语“过労死”（过度劳累工作导致死亡）。“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重，心理压力太大，从而出现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将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救治不及时而危及生命，据报道：日本每年约有1万人因过劳而猝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都有过劳死流行率记载；而“过劳死”一词是近15年来才被医学界正式命名。
    有媒体报道，一项调查甚至显示六成国人处于“过劳”状态。“过劳死”，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正在严重地威胁着更多的劳动者，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我国实行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但是，超时劳动的现象比比皆是。
    不少职工向笔者诉说加班加点之苦，弄得他们一天到晚满脑子里装的是上班上班，没完没了地加班加点。他们从早上八点上班，除了一两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外，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一年到头没有节假日，到头来连一分钱的加班工资也没有。
    我省一家水泥企业的十几名职工说：“我们在法定节假日加班，企业从不按规定给我们发双倍的工资。厂里任务忙，我们理解，按规定发了加班工资，我们心里多少有些安慰。”另一位职工接过话茬说：“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受得了吗？没有了身体，拿什么挣工资来养家糊口呢？”
    在建筑工地，职工超时劳动更是很普遍的事了。最近，笔者先后走了大大小小二三十个施工工地，一谈到加班加点不少工人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我们每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干活干得不知道日子了，连哪一天是双休日，哪一天是节假日都不知道了。”当笔者问到老板是否给发加班工资时，这些工人苦笑了一下：“只要不克扣工资就烧高香了，哪还有什么加班费呢!”这些工人告诉笔者，工人常常干活累得实在撑不住了，蹲在湿墙角也都睡着了。
    还有一些建筑企业的年轻工程技术人员说：“一年到头，节假日、双休日，都不让休息，也没有加班工资。不怕你见笑，我们连谈恋爱的时间也没有，看见人家双双对对逛商场、进公园，都羡慕死了。说正经的，平时连看专业技术书籍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有个别企业规定，加一天班发30元钱，不参加加班的，一天至少还要扣50元钱。
    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一些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企业和沿海来料加工型企业，加班成了家常便饭。譬如，一些企业投机取巧，把劳动定额定得很高，即使是手脚非常利落的工人，也难以8小时之内完成劳动定额。完不成劳动定额，就拿不到基本工资，为了多挣点钱维持生存，工人们只好被迫“自愿”接受加班，有的甚至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企业这么做，一方面是变相延长劳动时间，压低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还规避了以更高的工资率支付工资的法定责任。
    有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加班加点的问题也不少见，常常为给领导写什么汇报材料，什么讲话稿，不得不挑灯夜战……
    综合国内外有关科学研究资料和有关专家的解说，表明长时间劳动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会产生很大影响，会使人产生厌倦情绪，心理烦躁，工作效率低，生活规律被超时劳动所打破，人的体力长期透支得不到补充，严重危害健康，实行法定休息时间的规定是科学的。
    何以造成超时劳动？从表象来看，主要是一些单位的领导法制观念薄弱，漠视劳动者的休息权。加班不仅仅是否按时足额发了加班费，更重要的是劳动者有正常的休息权，不能用金钱来代替。有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顾工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以求用最低的成本换取利润的最大化。还有一些企业的领导不能科学的安排生产计划，合理配置人力资源，随意提高劳动定额，要么极端地搞什么减员增效，要么搞什么大轰大嗡式的“人海战术”，靠“大干××天”，“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口号等粗放式的管理手段，完成生产任务。建筑工程在招投标时片面要求施工企业“工期越短越好”，否定了科学的定额工期，迫使施工单位不得不赶工期、抢进度。
    一些企业将加班演变为一种“企业文化”，颇耐人寻味。
    在这样的所谓企业文化中，一些废寝忘食、经常加班的员工常常受到老板鼓励和夸奖；相反，谁要是经常按时下班，则可能被视为“不够敬业”，不但自己不自在，而且也会遭领导侧目，实际上这种风气多多少少在鼓励着工人为企业多加班。
    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的加班都没有经过工会的同意。《劳动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才可以延长劳动时间。”但现实是，绝大多数的加班并没有征求工会和劳动者的同意，更不要说协商了。
    在中国整体劳动力过剩、就业不充分的背景下，个人在企业面前毫无疑问是弱者。虽然不想加班，但为了吃饭，为了家里的老人与孩子，工人们只好把怨言和不满往肚子里吞，期待工会来阻止这种无休止的加班，期待工会帮助自己讨回应得的加班费。可是，在不少企业让工人加班，根本不征求工会意见，而工会对此无能为力。
    笔者不由得想起了马克思论述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资本家靠提高劳动定额标准和延长劳动时间，掠夺更多的剩余价值。然而今天，很多企业复制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家的手段，通过职工的超额劳动时间、超额劳动强度来实现其超额利润的。
    我国《劳动法》仅对加班的薪酬进行了规范，但对加班的强度及加班导致“过劳死”等均未作明确规定。正因为没有法律的约束，一些企业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便肆无忌惮地要求员工加班加点地工作，把员工的血肉之躯当成了满负荷运转的机器。一旦超过了这个极限，身体机能就会严重受损，长此下去，不发生员工“过劳死”事件，那便是奇迹了。
    上个世纪80年代，蒋筑英、罗健夫等杰出人物的英年早逝，让人们关注起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的政策：提出带薪休假、给知识分子做健康体检等等。可惜的是，有些政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及时的解读和完整的执行，未能成功阻止“过劳死”的侵袭。
    劳动监察部门有义务监督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的情况，《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对于违反法律，延长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每个劳动者每人 100-500元的标准进行处罚。这样的标准是否有力被认为值得怀疑。一些用人单位存在严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使用劳动力的情况。由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还没有关于“过劳”、“过劳死”的明确规定，这直接导致了维权难、索赔难、监管难。
    随着“过劳死”人数的增加，劳动者渴望受到保护的意识也在逐渐增强。政府和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应该彻底监察、督察、监督企业过度加班加点问题。对于那些员工经常加班加点的企业，政府和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不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等闲视之，应该责令禁止和予以重罚。
    劳动监察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劳动监察网络体系，与工会组织联合起来，实行联合监察，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有力干预和查处，切实维护劳动者的休息权。
    员工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企业利益必须为其“让路”。因此，我们呼吁企业要以人为本，从敬畏和尊重生命的角度出发，叫停无节制的加班加点，让员工做到劳逸结合。企业应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提高劳动效率，特别注意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会组织要敢于为劳动者说话，与企业平等协商在劳动法规定的范围内合理、适当地安排加班，对企业单位长时间、无休止地安排加班甚至强行劳动者加班的行为，应坚决予以制止。
    在曾经“过劳死”多发的日本，“过劳死”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活生生地出现在社会现实生活之中。资料显示，1994年，日本劳动省就已正式把工作过度列为职业灾害，日本官方又在近年把“过劳”正式列为职业病的一种，“过劳死”已写进了日本法律。
    而在中国，迄今为止，“过劳死”在法律上仍是一片空白。发生于2000年的中国首例“过劳死”索赔诉讼，就因为劳动部门不承认有“过劳死”一说，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同时，立法部门应对《劳动法》进行修缮，明确加班的限度与强度，明确企业致员工“过劳死”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当然，劳动者也要增强法律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健意识。
    社会进步的最大目的和最终意义，正是给予人、给予生命的最大限度的呵护、关怀与尊重。因此，我们呼吁全社会重视“过劳”和“过劳死”问题，为劳动者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既让劳动者体验到劳动的兴趣和快乐，又要享受休闲的乐趣，使劳动者身心健康，充满活力地去劳动去工作去学习，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
    生命高于一切。关注“过劳”“过劳死”现象，政府、企业和工会，谁也不应该缺位！（王仓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