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情特殊论”是双休日缩水的第一“杀手”
    张刚是一名国企技术人员，毕业于东北一所知名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从小在国企家属院长大后又子承父业的经历，使他谈起双休日的变迁别有一番感喟：“从小随父母从东北迁到了西安，父母整天为工作奔忙，只有在周日才能放下手中的绘图笔，带着我们兄妹三人逛个公园，回来还要和母亲打扫卫生，直到很晚才休息，因为第二天又是繁重的工作。”
    记得1994年3月，我国对职工休息日进行了调整：在原先每周休息一个星期天的基础上，每两周再休息一个星期六，老百姓将其形象地称作“大礼拜”和“小礼拜”。当时还在上中学的他们别提多高兴了。整个院子的叔叔阿姨们每逢大礼拜，早早干完家务，第二天骑上摩托去钓鱼的钓鱼，去登山的登山。特别是1995年3月国务院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双休日，人们感到了一个不小的“解放”，整个企业上下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
    然而，等他大学毕业回来时，企业因为应付一项军品任务将休息日全部取消，厂里还贴出动员令、挑战书，职工们义无反顾投入到生产中去了。任务过半后，由于职工太劳累，改为每周休息一天，之后就似乎忘了双休日这回事。新来的几个学生质疑厂方的这种做法，被视为俏皮捣蛋受到了纪律处分，随后就连敢于质疑的人都没有了。迄今这家企业没有了“大礼拜”已经成为惯例。
    张刚所在企业的境遇在国企里面虽是某个行业的特例，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不少国企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当广大职工对双休日的期盼刚刚变为现实，还没有欣喜多久，双休日这个体现社会进步和法律尊严的“果实” ,便被企业的领 导们以诸如此类的各种“厂情特殊论”所吞噬。就业压力下职工只得拿青春赌明天
    近一段时间，微博上一则“普华永道女硕士过劳死”的帖子引起了网友的高度关注。帖子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一名女员工由于疲劳诱发了急性病症，于4月10日不幸去世。这位女员工名叫潘洁，是上海交大刚毕业不久的女硕士，年仅25岁。帖子出现后，一晚上就被万人转载、跟帖，成为众多网站头条新闻，这也将外企的高强度工作时间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据普华永道西安事务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普华永道的工作压力是不小，但还没有大到致人过劳死的地步。加班与否是要根据项目的进度和项目负责人的态度的，“有时候项目需要你加班，不用老板说，我们也得乖乖加班。也有不需要所有人同时加班的情况，但负责人要求大家集体加班，不用干活赚点加班费也挺好的。”
    据他讲，类似于普华永道这一类的公司，随着你的入职年限和 level （等级）的提高，到后期加班费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小时的加班费甚至会比你出差一天的差补还要高。“所以很多人更喜欢加班，尤其是我们这种有闲时间的单身汉，反正回家也是上网、看电视，还不如在这里赚些钱。”但他也表示，每周至少能保证一天的休息时间还是很必要的。
    如果是为赚钱不要健康，也算有所失有所得的话，大多数被迫丧
    失了双休日的劳动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又是一个周六，尽管今年以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但在西安高新区创业大厦一家企业工作的白领王丽还是选择了加班，理由并不是为了领取所谓的加班费，而是出于保饭碗的无奈。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该企业去年以来在大幅减薪的同时，还裁减了几十个同事的职位，在白领就业更难的时下，剩下的同事无不战战兢兢。
    和王丽做出同样无奈选择的人还有很多。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人的工作已经不再受固定工作制的统一“制约”，因行业的不同，竞争压力的加剧，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日益模糊。
    就在记者采写这篇稿件时，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国将长期面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目前我国城镇就业供求缺口在1200万左右；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外，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1亿多人，随着城镇化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这个大气候短时间没法改变的现实，注定了劳动者在资强劳弱的窘境中，难以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在这种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已不知有多少职工的健康受到了侵害，甚至断送了性命。老板的叹息工人难，我也不容易
    作为工人报记者，在了解职工双休日问题时，总想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在了解职工的看法的同时，也听听企业领导和私人老板的声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记者走访的三十多家企业中，他们的领导和老板听到记者的采访意图后，无一例外选择了回避。
    好在近日，记者终于联系到了一位建筑承包商和一位饭馆小老板，尽管他们要求记者不要在媒体上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但他们所反映的事实，还是加深了我们对职工休息权问题的认识。
    白老板是一位四川籍的建筑承包商，他的名字记者因有保密的承诺不能透露，但他的公司建设的楼盘却是电视上有影、广播上有声。“你不要以为我发财了。”白老板说：“如今由于建筑市场是供大于求，开发商是爷我们是孙子，为拿下工程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经常是花一大笔钱去参加招标，最后给人当了陪衬。好不容易揽上些活也由于层层盘剥成了‘鸡肋’。不少开发商背后有后台，空手套白狼，工期催人命地赶，完不成合同罚款条款可不是闹着玩的，干完活要钱则推三阻四……我这两年基本上是干一个工程赔一个，还有一个官司都打到了高院。为赶工期，我不顾血压高、糖尿病，硬是从医院拔出吊针，吃住在工地，职工们要休假？你问我一年休过一天假没有？就连去年腊月三十，我为给工队讨工钱返回时翻车还差一点把性命丢了。”最后，他还告诫记者：“如今世上确实有血汗工厂，但我们大多数老板不是‘周扒皮’。”
    白老板的情况，从客观上确实反映了一定老板的心声。就记者了解，由于目前经济转型乏力，我省相当一部分企业的产品缺少科技含量，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不是靠卖原材料就是靠简单的来料加工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为了生存牟利，只能在劳动力成本上打主意也就再所难免了。难以容忍的缺位行政无为、工会无力
    对于双休日的“侵占”，职工们不是没有看法。我省发生的多起停工事件中，基本上都有关于对职工休息权被无端侵害的不满方面的诉求，但更多的声音却淹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了。
    赵尚军，南方军工集团下属我省某企业的一名员工，因为对企业腐败和侵吞职工休息权利不满，受到了“被退休”的不公正处理。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工人将企业告到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不予受
    理，上诉到区法院，区法院竟认定包括侵害职工休息权在内的诉求不在法院管辖范围，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如今这位老师傅还整天拎着材料袋子四处上访，却没人能给他一个说法。
    按照劳动法规，各级劳动主管部门是劳动法的执法主体，肩负着代表政府实施劳动法的重任。因而，记者多次想联系劳动监察部门想了解职工对双休日问题的投诉或相关统计材料，但每每令人失望。
    西安市碑林区劳动监察大队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他们日常接受到的投诉中，几乎没有只为了争取双休日而投诉的。类似的案件中，大多是索要加班费。
    在某些劳动执法部门，不知是认知还是别的因素，总将职工的切身问题视为小事，监管不力，甚至无所作为，造成企业特别是一些私企老板漠视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难以得到公正处理。
    作为职工的娘家人——工会组织，在某些单位形同虚设，没有发挥维护职能，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
    工会一位公职律师告诉记者说，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确实需要加班的，必须和工会协商，征得工会同意，而且加班必须建立在工人自愿的基础之上。另外，每天加班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小时，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少有企业按法律规定来办。尤其是在实行计件工作制的厂家，按照规定，实行计件制工厂的日工作量的标准必须保证同岗位90％以上的职工能在8小时之内完成。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企业都违规操作，造成职工休息权的悬空。在如今企业权力架构设置，对于行政赤裸裸的侵权行为，让工会顶风而上实在是勉为其难。
    记者在采访中就了解到，某知名企业的一位工会主席，由于为职工的休息权发声，被身兼书记的总经理借机拿下，如今只能在单位坐冷板凳。超时劳动是一把双刃剑
    当某些企业视加班为正常，轻易将双休日化为乌有时，我们不妨看看国外一些高福利国家的做法。在荷兰，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8至40小时，只要是全职雇员，每年都可享受至少24个工作日的带薪假期。在荷兰，除了肢体重复性劳损算工伤外，因工作压力过大而引起的抑郁、焦虑、烦躁、失眠等心理疾病都可以算工伤。生病的员工可以在家休息，也可要求雇主进行内部工作调整及改善工作条件等。正是这种有张有弛的工作和休假制度，令荷兰创造出世界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
    很多企业管理者可能会说，我们并没有要求员工加班，是员工自动留下来加班的，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很多下班不回家的人，是在竞争压力支配下，强迫自己加班的。如果企业真正为员工着想，应当创造适度竞争的企业文化，给员工营造安定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既会工作，更会休息。
    据《大众日报》报道，去年，山东省总工会、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联合对一些纺织企业的劳动用工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发现，职工频繁辞工现象在该省一些企业中相当普遍。某企业集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有1.4多万名职工辞工走人，约占企业总人数的两成。绝大多数职工辞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嫌休息时间太少。
    调查显示，一些企业每天强迫职工加班三四个小时，有的企业职工大半年来没有一天不加班，个别企业还经常强迫职工连续24小时甚至36小时“连轴转”。“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工人因病、因事请假，找替班都成了困难事。
    在采访中记者还没有见到我省相关问题的统计数据，但职工因缺乏休息，导致身体素质下降、家庭关系紧张的不乏其人；工伤频发，知识无法更新，创造性减弱，对企业认同感降低，则是屡见不鲜。
    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许多企业的业务生产骨干于是乎无奈地选择了离开。某大型股份制企业在“企富工穷”的情况下，该企业天天招工，但月月有职工哪怕不要一月工资和300元“工作服押金”都要离开。记者刚刚采访的某国企工程师张刚，如今已经跳槽到了山东一家上市公司。
    在这些让职工双休日“缺斤少两”的企业，不少墙上都不惜成本刷上“以人为本，厂兴我荣”之类的口号，令人唏嘘不已。一个连职工的休息权都不尊重的企业，也许它凭借一时的偶然机遇在市场能够称雄一时，但要想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只能是一个“神话”。
    本报首席记者郝振宇
    记者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