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峰寄来三本著作：《散文艺术论》《千山万壑走洛河》与《行走黄河太华间》，说是让我“批评指正”。柏峰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散文艺术专家，“批评指正”显然是客气话，其实是让我夸他几句，老朋友了，我欣赏，我情愿。

认识柏峰很早。女儿阎荷在《文艺报》编副刊时，同柏峰有过交往，记得是商讨有关校注写法别具一格的古典长篇小说《何典》的一些问题。

阎荷告我说，柏峰老师是做学问的，满腹经纶。我说，柏峰老师多年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他校注《何典》，一般人连《何典》看都看不懂。

阎荷去世，我想念她，无以寄托，散文来叩门。我学写散文《我吻女儿的前额》，头一句话是“美丽的夭亡，她不相信眼泪”。我写人道主义者黄秋耘的题目却是《黄秋耘相信眼泪》。在《黄秋耘相信眼泪》之后，附有王蒙来信。

2002年3月底的一天，王蒙秘书到处找我，说有急事，要我回电话。翌日，我拨通王蒙的电话。

我问：听说你找我？

王蒙：你的电话变了？我看了《文艺报》上你写黄秋耘的文章，挺好，打动了我，令人叹息。你的文字老辣，你老成精了，不但辣，甚至毒！我感谢你。

我说：你和黄秋耘交情深。

王蒙：我也写过一篇黄秋耘的，发在《新文学史料》上。

我说：你那篇文章才叫好呢！

王蒙：我说阎纲，咱俩不要互相吹捧了，我那篇浅薄多了。你并非一味地褒，而是褒中有贬。接着写，这年头，什么不能写？你的文章漂亮得不得了。你现在的电话？

我说：67600008

王蒙：4个0、1个8？好啊！我4月1日出国，所以急着找你。以后咱们多聊。

王蒙之所以急不可待地同我通话，我想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如何如何，而是文章触动了他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勾起他对于故去的黄秋耘从《文艺学习》批判《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来“爱我友我”的无限怀恋。对于他们二人窃窃私语、终成友谊的几段接触，我是记得的。

王蒙即将去新疆时，两人在什刹海游泳，不期而遇，王蒙戏称：“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从兹惜别，一个天南，一个地北。

王蒙当部长以后，身份的改变让他感到不小的压力，万分苦恼，他倍加小心。他借出差广州之便，专程拜望黄秋耘。黄秋耘未忘于江湖，当面赠言诤谏：“寄语位尊者，临危莫爱身。”王蒙深受感动。所以，当他看到我写黄秋耘便勾起重重心事：从人生起伏波澜，到最后如期挂冠，百感交集，江海翻波浪。

《我吻女儿的前额》发表后，很短时间38家报刊转载。《黄秋耘相信眼泪》以及王蒙的读后感传遍文坛。其后，我撰写了长篇散文《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并且进行散文理论的研究，读林贤治和王兆胜，读《金蔷薇》，读《歌德随想录》，还写些自己的体验和心得，什么写散文：纯情——传神——带体温；什么“为规范写作，给自己立下十条规矩”。但这一切，细读柏峰今年3月刚刚出版墨香可闻的《散文艺术论》之后，我大为惊喜，脸上发烧，特别推崇。

《散文艺术论》写自“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两千多年以来“散文的发展史”，以及对现当代一大批大约百名作家的作品列章予以分述，探索“散文的艺术”，文笔简洁，富有哲理。

他在按不同时期条分缕析百名作家的作品之后，再按不同时期总结如下（为了简练，仅选取其核心价值判断片段言词）——

一、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散文吸收古典散文的精华，晶莹的露珠，熠熠发光。大量的留学生（鲁迅、胡适、徐志摩等）学成回国，带进异国新思潮。

二、现代女性的散文在叛逆的道路上更义无反顾，一些男性作家望尘莫及。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的散文，塑造了各条战线涌现的新人形象。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散文风格各异，灿烂辉煌。

试想，这是多大的工程啊！筚路蓝缕，斩棘前行，艰难困苦，研究考证，花费了多大的精力，头发掉了几根根，透支宝贵的生命，谁解其中味？

这是迄今较为全面完整的散文艺术论集，真诚可贵，我特别推崇，故而，向柏峰表示祝贺并向文友们广而告之。□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