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博士赵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中写道。

这篇言辞恳切的论文致谢内容在发布后的一个月内，不断被网友转发、点赞，有网友称读后“泪眼婆娑，戳到了灵魂”，也有网友评价“一字一句，熠熠生辉”。

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致谢内容刷屏朋友圈一事，6月11日，赵安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他原本只是在个人粉丝数并不多的小号上，把这篇个人小传、小日记存在里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转发，很惊讶。

提及致谢中写到的“曲折废弛难以尽述”，赵安有些感慨。他介绍自己很热爱读书，学习也非常有自觉性、主动性。“但是往往越是这样，（学业）这条路就走得特别不顺利、特别挣扎，不像有的同学，本硕博一口气连着读完，没有中断，节约了大量时间，像我这个年龄已经走到比较高的一个层级上了。但是我中间受了这么多的挫折，换了这么多的方向。”赵安说道。

公开资料显示，赵安，甘肃人，1987年出生。先后在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求学，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著有作品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基层干部读水浒》等。

2009年，于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赵安称其因“考研不第”，遂赴广州打工。他在致谢中写道，那时“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2012年，赵安听从母亲的建议，从广州回到甘肃参加了事业编制考试，在甘肃省镇原县工作。彼时，时任镇原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的李四科，见其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赵安，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

在镇原县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赵安始终没有放弃继续读书的梦想，2013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读在职硕士研究生。

2015年，赵安又考入兰州大学法学院，读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此后，赵安辞去了镇原县的工作。2018年，赵安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攻读全日制管理学博士。

“考研7次、屡试不第”的赵安在致谢中尤其感谢那段看似曲折的基层经历，他在致谢中评价那段经历，是“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而在今天，在已然获得博士学位的赵安来看：“虽然中途不断地尝试了别的事情，但这些实践反过来给我今天的学术工作以极大地启示。如果真的有一点分享心态的话，想告诉学弟、学妹们勇敢走出去，没有什么对错，人生的每一步都有用。虽然可能从有些角度上看来，我们的一些经历是无用的，是失败的，但这是堂吉诃德式的探索过程，它都是珍贵的，都是意义非凡的。”

以下为赵安博士学位论文致谢全文：

01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很多与计划生育有关，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国策，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

六岁前，我被称为“黑娃”，这里的“黑”不是皮肤原因，而是指新出生的人口，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属于非法生产的“黑户”。对于这种“非法行为”的惩处，总不能把新生儿退回去或者清理掉，只能对人口生产者予以政治或经济上的多重打击。父母为了躲避这种处罚，就将我的童年四处藏匿，使我陷落于爱的贫困，一生不得治愈。

1987年，我出生在甘肃老家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老一辈人为了躲避兵祸和盗匪，往往在山野深处钻穴而居。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远未能吹拂到这些山壑峁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超乎今天的孩子们的想象。没有通电、没有水源、没有取暖设备，前往中心乡镇的卫生所，要套着牛车走大半天的山路。即便如此匮缺的医疗资源，作为“黑娃”也根本不敢光明正大的寻求。

一个新生生命的成长，除了要给予乳品、粮食之外，必然要匹配最基本的医疗帮助。爷爷奶奶抱着这个小生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是怎样捱过一个个酷暑严寒，以及用怎样的土方子来惊险的应对婴儿的头疼冷热、感冒发烧？老爷爷和老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漆黑的窑洞里，颤颤巍巍的抚慰着，这个嗷嗷待哺、彻夜啼哭的婴孩。每每想到这样的一些画面，我都会泪水决堤。

三岁时奶奶死了，我还完全不能记事，今天没人能告诉我她的模样。我又被转手到舅舅家，由外婆照料直至六岁，外公教我在墙上歪歪斜斜的学写自己的名字，这算是最早的启蒙。七岁时，老家的爷爷去世，没人知道他与我分开后所经历的饥寒与孤独，我回到老家奔丧，但完全不懂生死究竟为何物。

02

六岁后，我搬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乡镇，从“黑娃”变成了城镇户口，在当年那个不足百米的乡镇街道，我得以“大开眼界”。今天看来，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惊艳”转型，却是我父亲穷尽他的社会资源，四处花钱打通关节，才让一个出生多年的生命，从行政上“准许出生”，自此得以公开面见这荒唐人间。

我在这个小镇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父母和老师反复地告诉弱不禁风的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虽然今天看来，但凡以“只有”开头的命题，大多都不见得正确，而且数十年无愧内心、不负韶华的求索，今天所能改变的依然是如此有限。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一无所知的年龄，那些“错的知识”，却是唯一“对的方式”。

十八岁告别乡镇，前往省城兰州上大学。走在拥挤的大城市，分不清东西，看不懂红绿灯，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连运用城市语言与他人交流都费劲不已，进到楼宇里因没有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入学之后，更不知同学们所说的百度和QQ究竟为何物。但是，当我第一次站到黄河铁桥上，看到滚滚天河毕竟东去，回望无数岁月和山川，依然激荡起少年胸中的无限慷慨。

三年后，故乡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回望来时路，从村里到乡镇，共有二十多里地，父亲用了一生才走完，给我办了城镇户口，奋力托举我上大学，完成这两件事就耗尽了所有。后来，我常想起他的种种执念，想起与他的许多次争吵，想到他最后的恐惧与绝望；还想到，他没能等到我成家，没能抱一抱小孙女，看到小家伙长得像我又像他。每一次想起这些，我都止不住奔涌的泪水。

我此生不负他人，唯独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后来我见佛就求、见神就拜，希望众神能保佑父亲，来生得以健康长寿、子孙满堂。转眼十四年过去，坟头荒草绿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来祭祀，我都怕你看到我满面尘灰的样子，纵使相逢应不识。“你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03

大学毕业后，考研不第，跟随民工潮南下广州打工，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奉劝后来者不宜模仿。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后在母亲的召唤下，我回到老家的基层政府上班。知遇时任城关镇党委一把手的李四科书记，见我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他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我，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三年任期里，我将自己曾在书本上学到的西方经济和政治哲学，结合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展开试验，成败得失都整理在了处女作《祁村奋斗》当中，出版后经由《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该书的后记中曾写道：“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思考的积习与写作的自觉，促成了这本不成熟的作品，算是对宝贵青春的交待。如果有一天两鬓华发，重拾这部年轻而充满瑕疵的作品，就如同遇见了当年不完美的自己，我将为那份勇敢、坚韧、执著、壮怀激烈，感动的泪流满面”。

在基层官场，无论开展工作、输出成果，还是在当地谋得生存与发展，必有太多不言自明的艰辛。但我依然充满感恩，感谢组织给我施展才华的平台和建功立业的机会。苦辣酸甜，兴衰荣辱，转头皆空。只是当年李书记爱才、惜才、为国育才的精神，在那个极不干净的环境里，却是那样的另类，即便他穷其一生都只是个乡镇党委书记。以至于在后来如烟的岁月里，常常让我想起。

04

担任村支书期间，为了寻求治理村庄的良方，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在职学习，有幸结识了温铁军、董筱丹两位老师，为我后来坚持从事乡村建设研究，赋予了强大动能，这是后话。

2015年卸任之后，我得以重返母校兰州大学，在法学院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大门。求学期间拜在导师迟方旭教授门下，迟老师对我这个混迹江湖多年的学生非常看重，他的严谨和睿智给我以极大的垂范。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名师大腕，但我一直难忘迟老师视我如亲人一般，耳提面命的教导。

2018年第二个硕士毕业后，再次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师从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张晓山先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主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博士论文的项目推进的很不顺利，多亏张老师的耐心教导与多次资助，并组织专家对我的研究把脉问诊，论文经过数十次的大修和上百次的打磨，经历了两次延期、三次答辩之后，才最终百炼成钢，获得学位。

在我深陷低谷时，农发所杜志雄书记坚定地告诉我，“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学生”，并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指导；苑鹏副所长在我每一次受挫时，都给予如坐春风般的勉励，令人难以忘怀；孙同全老师不但为论文框架的搭建提出很多建设意见，还逐章逐节地帮我修改字句，万千感谢难以言表。离开以上几位老师的帮助，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学业。另外，有机会结识党国英老师、李人庆老师、谭秋成老师，以及同师门的刘长全老师、崔红志老师、曹斌老师，是我四年博士生涯中的宝贵财富。

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之间。我在硕士期间发表的一篇讨论《草原法》之流弊的论文，有幸进入了中国工程院任继周院士的视野。早在17年前，我刚进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读本科的时候，曾与任院士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任先生因在草业领域的杰出贡献已名满天下，后来又开辟了“农业伦理学”这一全新领域，并组建团队、编写教材、栽培后学，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2020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任先生的时候，先生已是96岁高龄，但依然才思敏捷、心忧天下。通过两次见面长谈，以及数十次的书信沟通，先生确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并为我指明了一条要用一生时间去研究的方向。另外，先生得知我出身寒微，在北京过的清苦，多次要资助我完成学业，我都辞之未授，但先生反复陈明利弊，要求我专注学业不可分心，我才如履薄冰的接受。此生，我将为继承绝学而不懈奋斗，以报吾师厚望于万一。立此为凭。

05

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我可爱的小公主，以及我和母亲的身体都算康健。

感谢我的母亲。父母能给我的虽然非常有限，但足够我在这个年代奔波，足以点亮坎坷旅途中的微光。感谢母亲对我漫长读书生涯的理解与资助，以及对儿媳和小孙女极尽所能的照顾。

感谢我的妻子。在我一无所有的年纪以身相许，25岁到35岁，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十年，却一直和我聚少离多，后来又生下芃芃，为我再造精神家园。记得当年仓促举办婚礼，向来能言善辩的我却在婚礼上一言未发，而妻子满含泪水，告诉到场的所有人，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没有能力给她一场华丽的婚礼，但我一定努力给她一个精彩的人生，“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最后要感谢自己。17年时间里，在如此贫瘠的土壤、匮乏的禀赋中，好似大漠孤烟、苦海片舟，无论被命运安排在什么样的角落里，我都倾尽所能的发出光和热，扬起风帆、剪出蓝天。那种顽强拼搏、永不服输，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奋斗精神，值得我用一生时光来珍藏和回味。

无论是兰州兴隆山下，还是广州上下九、北京中关村，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老家半山上的那穴窑洞，令我魂牵梦萦。无数次梦里，跋涉无限远，回到这里，见到慈祥的爷爷、奶奶，年轻的父亲，还有满院子的花正妍、莺在飞、风无语。虽然，并无多少成就值得衣锦归来，但多么希望他们能泉下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