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改革发展，沧桑巨变，一道道印迹镌刻在中国人的心头。作为印迹之一，春运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人“归家”的情感、经济的瓶颈、制度的掣肘和对潜规则的无奈……三十年春运，理解也好、痛骂也罢，无论如何，毕竟是一种经历——
    美国《财富》杂志描述2008年中国春运时有这样的话：“春节前后不足六周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流动高达24亿人次，接近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中国每年都默默地进行着，已经有三十年了。
    1980年1月11日 《人民日报》转发《人民铁道》报道:“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临时短途客车228对，共252对，比去年春运期间增加30对。”这是现在意义上的 “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 《人民日报》上；1981年3月10日 《人民日报》一条消息的标题为“铁路春运效率高秩序好；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 “春运”两字第一次出现在 《人民日报》的标题上。从此， “春运”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频繁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这也就意味着，春运正式登上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舞台。历经三十多年，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和春运有过交集，很多人回想起这些年的春运历程，思绪万千，但更多的是感受到社会经济发展下春运的变化。
    农民工韩政军：
    人越来越多，票越来越难买
    今年43岁的韩政军可以说是春运发展的见证者之一，从1986年他第一次离开甘肃陇南老家到山西打工算起，他的春运经历已经有23年。他说，刚出来打工那会儿对春运没什么概念，就觉得过年的车站比平时人多了些，但票还很好买，随到随买。“至于那会坐的车，嘿嘿，”说到当时的列车运营条件，韩政军笑了笑，“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啊，能坐上‘绿皮车’就不错了，有时候坐的都是闷罐车。当时车上的治安也不是很好，我曾经一个晚上被贼摸了四回，结果一分钱也没被摸走。还是现在好啊，谁还带那么多现金，都往银行卡里一存，安全。”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巨大人流，于是有了“民工流”这个词汇，而这些农民工也成了春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那时的韩政军辗转到新疆克拉玛依继续打工生涯。回忆起那些年回家的情形，虽然已经有了带空调的“红皮车”，可是为了省下差价近一倍的车票钱，韩政军坐的依然是 “绿皮车”。这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人农民工的想法。很多人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情景：春运期间，几乎每一辆“绿皮车”都严重超员，车上充斥着难闻的气味儿，过道儿里也挤满了人，上一趟厕所是相当困难的事，最挤的时候，厕所里也能站着4个人，许多人为了少上厕所连水都不敢喝。“那时候虽然人多，但是票还是不难买，不像现在，排好久的队还买不到。”韩政军有点无奈地说。
    今年在长沙打工的他实在是买不到直接回家的车票，只好花高价买了长沙到西安的汽车票，再从西安坐火车回家。“我在长沙排了快一天的队，结果还是没票，那个高价汽车票也是托了好几个熟人才弄到的。”
    乘务员：情况越来越好
    1989年是徐金安第一次参加春运，跑的是西安到广州一线。“人多，还乱”，这是他对当时春运最直观的印象。“那时我跑的是‘绿皮车’，客流以返乡农民工居多，从哪来的都有，湖北、湖南，最多的还是四川的。本来大家就回家心切，想方设法地早点上车，所以进站上车时根本谈不上什么组织性，都是一窝蜂往上涌，爬窗户上车都是常事。只要能上车，其它什么都不管，有的甚至人上了车，行李还撂在站台上。”
    同为西安—杭州线的乘务员田小红眼中的春运就是人特别多，“人最多那会车厢里根本下不去脚，我们交接班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就像是从人群中飞过去的，基本踩不到地上。这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绿皮车’上人还是比较多。”
    现在的徐金安跑西安到杭州线，经历了20年的春运，由一名乘务员变成了列车长，也亲眼见证了春运向规范化和秩序化发展的点点滴滴。“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票
    贩子活动猖獗，我们在车上经常能
    查出很多假票，甚至有几十人的农
    民工团体买的都是假票。要么就是
    高价票，从广州到西安一张238元
    的票，往往能卖到500多元。现在规
    范多了，我们几乎见不到假票。治
    安、秩序都是越来越好。”
    不过，多年的春运经历，让徐金
    安印象深刻的还是乘客的变化。多
    年来他一直跑的是“绿皮车”，服务
    的乘客大多都是农民工。“现在的
    农民工和以前差别挺大的，整体素
    质都提升了。”徐金安有些感慨地
    说，“他们在车上不再乱扔垃圾，不
    会大呼小叫。车上的软卧、硬卧多
    了很多蓝领技术工人，少了扛着大
    蛇皮袋挤车的身影，多了拉着箱子
    按秩序排队的人群。”对于这一点，
    田小红也深有感触，“现在的乘客，
    尤其是农民工，很讲求服务质量。
    以前有要求也不敢说，现在会主动
    要求服务。”
    民警：年年春运压力都很大
    “由于供需矛盾太大，导致我们
    一到春运压力就特别大。”西安铁路
    公安处副处长罗兵坦言，“我们基本
    职责是维护铁路运输安全，保证旅
    客安全乘车。”
    罗兵是有26年警龄的老民警了，参与春运也有26年了。回忆起20多年前的春运，他说，那时车站的硬件设施也不好，旅客基本都在广场候车，这就导致治安差，旅客丢现金的情况时有发生，敲诈、倒卖车票的现象也比较常见，他们每天巡逻时抓捕的票贩子和小偷不在少数。
    九十年代他做了乘警，压力更大了。加开的临客里有一些是那种简易的棚代车，每节车厢是不通的，每到一站他们都要用梯子才能上下车厢，加之当时的安检设备还不完善，他们还要排查是否有危险品被带上车，这种情况下要保证乘客的人身和财物安全，难度可想而知。
    一到春运，西安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就没有休息的日子，一名民警说：“我们都习惯了一天近20个小时的工作，累了就合着衣服打个盹。有些民警还负责铁路沿线的治安巡查工作，每天至少走六公里。”
    “自从我们开展‘蓝盾行动’，对票贩子的打击力度加大了，现在西安火车站倒卖火车票的现象明显减少，治安也明显好转。”
    为了保证春运的正常秩序，罗兵和他的同事已经很多年没和家人在一起过除夕了。 本报实习生 牛柊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