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2000多年杂技文化历史的中国，被誉为“世界第一杂技大国”。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艺术需要被保护和传承。然而，对杂技行当的从业者来说，练功辛苦、饱受伤病困扰是他们的日常，缺乏社会保障、转型困难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杂技这项古老的艺术正在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杂耍、舞狮、趣味篮球……和往常的周末一样，8月29日，王超在景区的各个演出场地变换着不同的装束和表演招式。虽然每一场下来都满头大汗，但结束了一天的5场演出后，王超没觉得有多累，“早已经习惯了”。

2021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杂技名列其中。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便收录了杂技。

“我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将杂技发扬光大。”王超很热爱自己的工作，然而，和传承杂技艺术的决心一样坚定的，是他早已经考虑好，无论如何都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杂技。

“练杂技的多是苦孩子”

回想自己学杂技的起因，王超觉得是“不想让自己很多余”。“那时候父母感情不好，分头在外打工，我跟着爷爷奶奶在村子里长大，是留守儿童。到了上小学要交学费的时候，爷爷让我找爸爸，我爸不给，找妈妈，她也不给，正好县杂技团招生，我就报名了。”那时只有7岁的王超想着，杂技学校不收学费，再也不用去找大人们要钱了，真好。

和王超不同，来自河北沧州沧县南小营村的刘金庆练习杂技凭借的是自己的兴趣。“小时候淘气，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放了学吃了晚饭之后就和村里的孩子聚在一起，跟会杂技的老师傅学，一学就是七八年”。

不过，刘金庆说，像自己一样因为兴趣学杂技的人并不多，一般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才会学杂技。“经济条件差、父母感情不和、学习不好、调皮捣蛋”是他总结的多数学杂技的孩子的普遍情况。

出生于杂技之乡河北沧州吴桥县的王超观察到，吴桥以前基本都是本地学员，现在但凡条件过得去的家庭都不会让孩子学习杂技，学校接收的很多都是偏远贫困地区的打工家庭的孩子。而这一点也被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招生老师证实。

刘金庆表示，尽管自己很热爱杂技，但是否要让孩子学杂技还要看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兴趣。而现实是，刘金庆和爱人在北京务工，没法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只能让孩子留在老家。除了有几次看到父母的演出，孩子并没有接触过杂技，对杂技就和其他孩子一样，“根本不了解，更谈不上感兴趣”。

“受伤就是家常便饭”

到了杂技团后，起初王超觉得很好玩，开始练功后，他才发现日子并不像自己想得那么轻松。“没有人听你发牢骚，只知道睁开眼睛就练，天天盼着天黑能睡觉，练功的时候觉得睡觉是一种奢望”。

27岁的王超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千百次的演出磨炼的不仅是他的技艺，还有他的意志。表演翻跟头导致双腿膝盖骨折后，王超尚未痊愈便吃止疼片继续演出；表演钻火圈导致头皮被火圈上的刀片划破，去医院在缺少麻药时缝合，王超头上的疤痕处至今不长头发；表演浪桥飞人摔出安全网，王超想爬起来继续演出，却咳出一口血随即昏迷，在医院一躺就是两个月……不过，对于这些，他早就习以为常：“干我们这一行，受伤就是家常便饭。”

刘金庆保持对杂技热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喜欢自己扮演的狮子动起来生龙活虎的样子。而为了将这种灵活展现给观众，即使是在东北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里，刘金庆也不能穿棉衣棉裤，顶多就是套一层薄秋裤。作为狮尾的他靠双膝承受前面演员的重量，寒风打在被汗液浸湿的膝盖上，使得刚30岁出头的刘金庆患上了严重的风湿，一到阴天下雨腿就会疼。

在河北沧州某艺术团担任团长的周广前认为，杂技对体力和技巧都有很高要求，练习中受伤是常事，而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增强，越来越多的孩子吃不了苦，家长更是舍不得让孩子吃这种苦，于是杂技行业不得不面临从业者减少的局面。

“以后的日子我没想好”

“外人可能不懂，杂技是青春饭，只有这十几年的好光景。”王超说，正是因为这样，即使苦一点，演员们也愿意拼尽全力，毕竟一般杂技项目也就表演到30岁左右，上了年纪想继续表演也不行了。

河北沧州吴桥县某杂技团于团长提及，现在的杂技演员很多面临着职业生涯的10年黄金期过了公司就不管的问题。即使是年富力强的骨干演员，也有很多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只是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演员可以自己选择缴纳养老、医疗保险，公司或演员自己也会购买人身意外险等商业保险”。

“我们干一个月的活儿拿一个月的钱，没有正式编制，哪敢奢求五险一金。”对于演出中常见的崴脚、骨折等意外，刘金庆有时会申请人身意外险理赔，更多时候是花几十元买个跌打损伤药自己处理一下。

“杂技这个圈子很重视口碑，团队哪怕会拖欠工资，也不会不顾演员的安全。”短期演出合同不一定明确约定事故责任分担，自己在外边跑活儿的王超觉得这没关系，“一旦出现意外，就找组织杂技演出的团队”。

山东省杂技家协会秘书长胡名坤介绍，属于国家事业编制和改制后国有企业的杂技演员自然可以享受社保待遇，而对于民间团体特别是一些家族式演出团体的演员来说，没有社保才是他们的现状。“要想获得事业编制，不仅要符合报考的年龄、学历等规定，还要经过笔试、面试等层层筛选。各种条件综合下来，民间很多有技艺、有经验的杂技演员都无法被纳入事业编制。”胡名坤说道。

吃过青春饭后，杂技演员们何去何从？周广前说，一些演员会做与杂技有关联的工作，比如当教练。而王超却觉得，现在很多私人杂技学校不让学生把基本功练好就直接出节目，想精益求精的自己只考虑在正规职业学校教学，但文化水平又不满足职业学校招聘老师的标准。“可能会开个小店吧”，这是王超对未来生活的设想。

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刘金庆也面临着转行的问题，不过他还没有想好做什么：“以后的日子我也没想好，走一步算一步吧，都是谋生。不求大富大贵，干我们这一行的只图能平平安安就好。”

杂技艺术不应被边缘化

在周广前的团队中，有部分演员在景区从事固定演出，另外一部分演员受邀参加各种庆典、节日演出。虽然观看演出时，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可是近些年来杂技团收到的邀请却没有以前多了。为了让演员有更加稳定的收入，周广前未来想进一步洽谈景区业务。

让刘金庆担心的是，愿意学习舞狮的小演员越来越少，如果不补充新鲜血液，这项古老的艺术会不会消失？

“观众的审美水平在提高，杂技也要顺应时代不断创新。”胡名坤谈及，能独立撑起景区大型演出的杂技剧比较符合当下的市场需要，但无论是从事杂技剧创作的编剧还是导演都很稀缺。王超甚至觉得，杂技剧的导演和一线演员经常出现意见向左的情况，演员的建议往往不被导演采纳，“懂杂技的导演几乎没有”。

胡名坤认为，后继乏人是杂技艺术很久以来一直面临的困境，同时他也坚信这种趋势并非不可挽救。“首先，政府要重视杂技，给杂技演员更充足的编制和社会保障；其次，要做好有关杂技的宣传工作，不能让大家还不了解就望而却步。”